革命离不开钱,没有钱,革命寸步难行。

    正因为如此,当年的孙中山才需要在海外到处发行“革命债券”圈钱,而早期的我党也离不开共产国际的资金援助——没办法,想要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有影响力的政党,缺乏经费是万万不能的。

    对于这个粗浅的道理,无论是本时空的红军将领还是现代世界的穿越者们,大抵上都是清楚的。

    尤其是在控制了一块地盘之后,发行一种独立的货币,就更是成为了红军领导者的当务之急。

    ——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货币,苏维埃政权收入金库的款子,就会尽是形形色色的各种杂币和外币,将会给管理和支出带来极大的麻烦:各种钱币之间的换算,以哪种货币拨款,每天数钱、记账恐怕都忙不过来。发行公债用哪种货币购买,又用哪种货币付息和赎回?这简直就是噩梦!

    总之,没有独立的货币,就不可能建立可靠的财政税收;没有可靠的财政税收,地方政权就不可能稳定下来,也不可能取得长期战争的胜利。反过来说,如果能够建立独立的货币,就将会有力地促进生产与贸易,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活跃地方经济,从而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税收,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

    事实上,自从红军开始“落草为寇”,到处建立革命根据地以来,新生的红色政权就在第一时间创立起了自己独立的金融体系。建立了自己的中央银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由毛泽民担任国家银行行长;发行了自己的纸币——中华苏维埃国家银币券,以列宁头像为纸币图案……先后发行八百万元之多。

    很显然,在占据上海之后。工农红军不能继续沿用国民党的纸币,也不能随便乱用某种或多种外币,以免引发各种麻烦。而是必须尽快建立起自己的银行,发行自己的独立货币,才能在上海滩站得住脚跟。

    因此,当穿越者们把上海滩的真金白银统统打包带走之时,就认真地考虑过了上海公社接下来的货币问题——至少对于那些时常在教科书上看到的我党革命先辈,王秋他们这些超时空城管还是很有节操的。

    但是,这就涉及到一系列不易解决的实际困难。

    ——苏维埃货币以什么为本位?纸币发行的准备金从哪里来?如何建立货币信用?纸币如何防伪?

    虽然工农红军在上海滩查抄到了数百吨的黄金和上千吨的白银,但这些东西都已经被传送回现代世界。用来抵销这阵子挥霍武器弹药的浩大开支……所以。金本位和银本位都是行不通的。

    最初。王秋他们的想法是使用“粮本位”,即发行粮票,而这也是我党和我军的传统做法。

    ——在建国初期。新中国政府同样面临贵金属匮乏的困境,故而在金融政策上,采取了直接发放粮食作为月薪的办法,如华北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放工资的单位是“小米”若干斤,每个人的工资都要折换成小米计算,几级职位折换成多少斤小米。譬如大学校长的月薪是小米1300斤至1500斤,教授和副教授的月薪是小米800至1300斤;讲师、教员、助教的月薪是小米400至850斤等等。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只要钞票能够兑换成粮食,相信绝大部分中国老百姓还是乐意使用的。

    粗看起来。这种“粮本位”的货币制度,既然适用于建国初期,那么自然也适用于如今的上海公社。

    但众人仔细一琢磨,却发现了一个难以弥补的大漏洞——红十军团目前根本没有那么多的粮食储备!!!

    ——发行金本位货币要有准备金,发行粮本位货币也要有储备粮,否则就无法应付兑换,建立信用。

    然而,红十军团虽然在占领上海之时,从各处公私库房缴获了大米、面粉、杂粮十余万吨,看似身家丰厚,但对于上海这样一座拥有四百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来说,还是显得有些不足,更别提还得用于维持红军的扩充和作战。而一旦发行“粮本位”货币,就有被市民挤兑套购粮食,导致存粮告急的危险。

    ——在解放初期的上海,就因为投机商的兴风作浪,而一度爆发过粮食危机。当时主持经济工作的陈.云用尽了各种忽悠手段来安抚人心,还从东北、四川、湖广紧急征调粮食数十万吨支援上海,这才勉强把粮价给打了下去……可如今的上海公社孤悬在敌人的腹地,又跟帝国主义列强彻底撕破了脸,又能从哪儿调集粮食来应付挤兑和救市?总不能完全依靠现代世界的供应吧!且不说王秋这家伙的运力到底够不够,仅仅是大规模出口粮食本身,就已经是一件非常犯忌讳的“政治不正确”之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