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齐国的许多城市里，不论是拥有六十多万人口的工业重镇建业，还是一座仅有数千人的小县城，你会发现所有人都在四处奔走忙碌，男人没有情感，妇人没有红颜，仿佛就是一座座城市中万千颗螺丝钉，被一把把重锤不断地敲击着，时刻不得停顿。
然而，当你走进长安高门贵族的府邸时，在悠闲的气氛中与他们亲密接触，你就会惊奇地发现。那里的气氛闲适而悠远，仿佛时间也随之慢了下来。他们的府邸和皇宫一般富丽堂皇。雅致的厅室、瑰丽的大堂和装点无数艺术品的长廊，无不美轮美奂。
这些豪门大户的生活方式似乎也丝毫未被时代的变迁所改变，仍然保持着贵族大家的一贯从容。雇佣的仆人仍顺从地按照主人的规矩行动，对访客和朋友，仍然体现出无拘无束的好客之道，而绝无言不及义的粗鄙陋习。
这一切，使得任何外来人都会感到吃惊，伺候的仆人还是那么多，从管家直到最年轻的马夫，一应俱全。马厩、车库仍然那么繁忙，人员有来有往，仍然那么热闹。
若是到了狩猎季节，或者捕鱼季节、宴请季节、大型聚会、座谈会等场合，客人们会蜂拥而来，也都带着自己的侍从（或者仆人）、车辆和马匹，所有人都会被安排舒适的住处，所有人也能得到贴心地照顾。
到了晚上，餐厅、会客大厅、书房，乃至庭院里，会点起无数的油灯，将整个府邸变成灯光的海洋，花园中散发出温柔的芳香，鲜花、绿植、装饰彩带，在宝石般的光彩下，使人目不暇接。
妇人和小姐们低声细语，偶尔传出轻盈的娇笑声；男人们带着温和的笑容，讨论着国内，乃至世界各地发生的重大事件，各自发表着独到的见解和评论；人们的亲切交谈，年轻人的欢声笑语，有时会盖过请来的乐手奏鸣声。
坐落在长安朱雀区兴盛大街那座规模宏大的乐安公主府，在去年大长公主故去后，使得曾经无比高大的门楣，仿佛顿时显得低落了许多，门庭也较以往稀疏了不少。
但就在今晚，府邸中却显得异常喧嚣，十几辆马车停靠在府外那片平整的停车场，门口张挂着几盏仿古的巨大灯笼，散发出温和的光芒，并与过道、庭院，以及会客大厅里的灯光连成一片。
在装饰雅致的殿堂里，二十多名来自军、政、商，以及科教等行业的客人，在饱食餐饮之后，或惬意地靠坐在软椅上，端着一杯清茶品啄消食，欣赏台架上摆放的古玩和珍瓷，或三五人围成一圈，点着烟斗，唾沫横飞高谈阔论。
“目前的奥斯曼帝国的体制，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混合体。在沿海商业繁盛的城市，如伊斯坦布尔、士麦那（今土耳其伊兹密尔市）、雅典、萨洛尼卡等地，他们建立了不少仿效欧洲和我齐国的政府地方机构，算是比较开明化，执政效率也算过的去。然而，在人口较多的腹地城市，包括欧洲地区和安纳托利亚西部，则是标准的古老机构，谢赫、巴依等地方上的老爷们把持农村，帕夏和总督们控制城市，双方共治。嗯，有点像中国古代王朝的统治模式，皇权不下乡。”
外交部奥斯曼地区事务司郎中罗宗谔稍事停顿了一下，将手中的烟斗放到嘴边轻轻吸了一口，然后继续说道：“而在奥斯曼帝国的西部和北部，还有地中海南岸，大量附庸的封地领主们则统治着地方，中央政府只在核心城市或战略要地派驻官员和军队，但不会参与过多地方事务，基本上是除了收取贡金和赋税以外什么都不管。这一点，与欧洲中世纪国王和封臣的统治模式几乎没什么两样。哦，也不是，最起码奥斯曼的素丹要比那些国王要进步一点，就是派出军队驻扎到他们的封地上了。”
“至于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中东部以及阿拉伯半岛，则还是愚昧落后的部落时代。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恐怕也仅仅局限于巴格达、麦地那、麦加这类大城市和宗教圣城之地。沙漠里的游牧民居无定所，很多时候连赋税都不交，还时不时地反抗中央的统治。位于山区的库尔德人，自从归附奥斯曼后，也跟那些游牧部落差不多，愚昧而野蛮，丝毫没有国家和民族观念，眼里只有各自的部落。”
“奥斯曼帝国虽然领土庞大，人口众多，但在我看来，这个国家就是一个散装的帝国，民族成分复杂，语言众多，还有许多不同的宗教信仰。想想也挺不容易的，奥斯曼人这几百年来修修补补维持到如今，竟然依旧保持着一个完整大国的模样。”
“奥斯曼帝国除了混乱的政体和管理制度，还有频频发生的政变，也极大地损伤了这个国家的元气。”帝国总参谋部战略研究司长官、广威将军（少将）江振铎说道：“这个时期，作为帝国最为主要军事力量的禁卫军，势力逐渐坐大，但战斗力却非常羸弱，完全沦为乌合之众。大量的社会闲杂人员和地痞人渣混进了禁卫军，领着优渥的薪水，但几乎不做任何军事训练。而就是这批人，不思忠君爱国，却频繁发动兵变，只要不合心意，便做出废黜素丹、另立新君的悖逆之举。很难想象，在这么一个集权的帝国里，禁卫军竟然会做出弑杀自己的素丹事情，使得中央威权尽失，真乃咄咄奇事！”
“奥斯曼人这般行径，其实从他们立国的基础和发展路径便能窥其一貌。”长安大学高级教授敖伯辉笑着说道：“在奥斯曼帝国，政变当真如同家常便饭一般，显得有些儿戏。这明显是他们的民族性以及文化传统有关，就如同蒙元、清虏那般，妥妥的草原遗风。君不见，奥斯曼人在政变完了，基本上是认赌服输，其他人也不死缠烂打，成功上位者只诛首恶，也不追究失败者的党羽。”
“伱们说，这奥斯曼几乎每隔二三十年，最长不超过五十年，在帝国中枢必然就会上演一场激烈的政治变动，杀得人头滚滚，正在进行的各项改革便随之戛然而止，这折腾个没完。但神奇的是，这么一个老大帝国竟然还好好的矗立在欧洲一侧，随时威胁基督教世界，也算是奇葩！”
“奥斯曼帝国为了应对财政危机，进行过无数轮的税制改革。但这些所谓的改革是什么呢？就是将此前包税制的三年、五年，或者十年的期限改为终身制了。说实话，这种税制本身就很落后，原本的三年期限，还可以稍微防止地方势力坐大。但是为了应对危机，好嘛，直接成了终身制。这使得一些地方势力迅速膨胀，成为地方豪强，渐渐拥有了跟中央叫板的实力。时间一久，地方豪强就开始肆意截留税收，逼迫奥斯曼帝国不得不派兵镇压豪强。而用兵就意味着要消耗更多的财政收入，也就不得不将更多地区的包税期限变成终身制，由此陷入恶性循环。”帝国税务总司工业征收处主事梅伯钧提及奥斯曼糟糕的财政，也是摇头不已。
“……”
李延良稍显拘谨地坐在大厅的角落，捧着早已冷了的茶杯，静静地听着隔壁那些大人物的交谈。
然而，当你走进长安高门贵族的府邸时，在悠闲的气氛中与他们亲密接触，你就会惊奇地发现。那里的气氛闲适而悠远，仿佛时间也随之慢了下来。他们的府邸和皇宫一般富丽堂皇。雅致的厅室、瑰丽的大堂和装点无数艺术品的长廊，无不美轮美奂。
这些豪门大户的生活方式似乎也丝毫未被时代的变迁所改变，仍然保持着贵族大家的一贯从容。雇佣的仆人仍顺从地按照主人的规矩行动，对访客和朋友，仍然体现出无拘无束的好客之道，而绝无言不及义的粗鄙陋习。
这一切，使得任何外来人都会感到吃惊，伺候的仆人还是那么多，从管家直到最年轻的马夫，一应俱全。马厩、车库仍然那么繁忙，人员有来有往，仍然那么热闹。
若是到了狩猎季节，或者捕鱼季节、宴请季节、大型聚会、座谈会等场合，客人们会蜂拥而来，也都带着自己的侍从（或者仆人）、车辆和马匹，所有人都会被安排舒适的住处，所有人也能得到贴心地照顾。
到了晚上，餐厅、会客大厅、书房，乃至庭院里，会点起无数的油灯，将整个府邸变成灯光的海洋，花园中散发出温柔的芳香，鲜花、绿植、装饰彩带，在宝石般的光彩下，使人目不暇接。
妇人和小姐们低声细语，偶尔传出轻盈的娇笑声；男人们带着温和的笑容，讨论着国内，乃至世界各地发生的重大事件，各自发表着独到的见解和评论；人们的亲切交谈，年轻人的欢声笑语，有时会盖过请来的乐手奏鸣声。
坐落在长安朱雀区兴盛大街那座规模宏大的乐安公主府，在去年大长公主故去后，使得曾经无比高大的门楣，仿佛顿时显得低落了许多，门庭也较以往稀疏了不少。
但就在今晚，府邸中却显得异常喧嚣，十几辆马车停靠在府外那片平整的停车场，门口张挂着几盏仿古的巨大灯笼，散发出温和的光芒，并与过道、庭院，以及会客大厅里的灯光连成一片。
在装饰雅致的殿堂里，二十多名来自军、政、商，以及科教等行业的客人，在饱食餐饮之后，或惬意地靠坐在软椅上，端着一杯清茶品啄消食，欣赏台架上摆放的古玩和珍瓷，或三五人围成一圈，点着烟斗，唾沫横飞高谈阔论。
“目前的奥斯曼帝国的体制，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混合体。在沿海商业繁盛的城市，如伊斯坦布尔、士麦那（今土耳其伊兹密尔市）、雅典、萨洛尼卡等地，他们建立了不少仿效欧洲和我齐国的政府地方机构，算是比较开明化，执政效率也算过的去。然而，在人口较多的腹地城市，包括欧洲地区和安纳托利亚西部，则是标准的古老机构，谢赫、巴依等地方上的老爷们把持农村，帕夏和总督们控制城市，双方共治。嗯，有点像中国古代王朝的统治模式，皇权不下乡。”
外交部奥斯曼地区事务司郎中罗宗谔稍事停顿了一下，将手中的烟斗放到嘴边轻轻吸了一口，然后继续说道：“而在奥斯曼帝国的西部和北部，还有地中海南岸，大量附庸的封地领主们则统治着地方，中央政府只在核心城市或战略要地派驻官员和军队，但不会参与过多地方事务，基本上是除了收取贡金和赋税以外什么都不管。这一点，与欧洲中世纪国王和封臣的统治模式几乎没什么两样。哦，也不是，最起码奥斯曼的素丹要比那些国王要进步一点，就是派出军队驻扎到他们的封地上了。”
“至于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中东部以及阿拉伯半岛，则还是愚昧落后的部落时代。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恐怕也仅仅局限于巴格达、麦地那、麦加这类大城市和宗教圣城之地。沙漠里的游牧民居无定所，很多时候连赋税都不交，还时不时地反抗中央的统治。位于山区的库尔德人，自从归附奥斯曼后，也跟那些游牧部落差不多，愚昧而野蛮，丝毫没有国家和民族观念，眼里只有各自的部落。”
“奥斯曼帝国虽然领土庞大，人口众多，但在我看来，这个国家就是一个散装的帝国，民族成分复杂，语言众多，还有许多不同的宗教信仰。想想也挺不容易的，奥斯曼人这几百年来修修补补维持到如今，竟然依旧保持着一个完整大国的模样。”
“奥斯曼帝国除了混乱的政体和管理制度，还有频频发生的政变，也极大地损伤了这个国家的元气。”帝国总参谋部战略研究司长官、广威将军（少将）江振铎说道：“这个时期，作为帝国最为主要军事力量的禁卫军，势力逐渐坐大，但战斗力却非常羸弱，完全沦为乌合之众。大量的社会闲杂人员和地痞人渣混进了禁卫军，领着优渥的薪水，但几乎不做任何军事训练。而就是这批人，不思忠君爱国，却频繁发动兵变，只要不合心意，便做出废黜素丹、另立新君的悖逆之举。很难想象，在这么一个集权的帝国里，禁卫军竟然会做出弑杀自己的素丹事情，使得中央威权尽失，真乃咄咄奇事！”
“奥斯曼人这般行径，其实从他们立国的基础和发展路径便能窥其一貌。”长安大学高级教授敖伯辉笑着说道：“在奥斯曼帝国，政变当真如同家常便饭一般，显得有些儿戏。这明显是他们的民族性以及文化传统有关，就如同蒙元、清虏那般，妥妥的草原遗风。君不见，奥斯曼人在政变完了，基本上是认赌服输，其他人也不死缠烂打，成功上位者只诛首恶，也不追究失败者的党羽。”
“伱们说，这奥斯曼几乎每隔二三十年，最长不超过五十年，在帝国中枢必然就会上演一场激烈的政治变动，杀得人头滚滚，正在进行的各项改革便随之戛然而止，这折腾个没完。但神奇的是，这么一个老大帝国竟然还好好的矗立在欧洲一侧，随时威胁基督教世界，也算是奇葩！”
“奥斯曼帝国为了应对财政危机，进行过无数轮的税制改革。但这些所谓的改革是什么呢？就是将此前包税制的三年、五年，或者十年的期限改为终身制了。说实话，这种税制本身就很落后，原本的三年期限，还可以稍微防止地方势力坐大。但是为了应对危机，好嘛，直接成了终身制。这使得一些地方势力迅速膨胀，成为地方豪强，渐渐拥有了跟中央叫板的实力。时间一久，地方豪强就开始肆意截留税收，逼迫奥斯曼帝国不得不派兵镇压豪强。而用兵就意味着要消耗更多的财政收入，也就不得不将更多地区的包税期限变成终身制，由此陷入恶性循环。”帝国税务总司工业征收处主事梅伯钧提及奥斯曼糟糕的财政，也是摇头不已。
“……”
李延良稍显拘谨地坐在大厅的角落，捧着早已冷了的茶杯，静静地听着隔壁那些大人物的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