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诊的两年很少出门,落地窗的地毯是家里为数不多能用回本的东西,我大部分是在那里度过的,如同一朵腐烂的蘑菇趋暗避光。

    每日的运动充其量是上下楼梯,常坐不动和精神压力导致体重涨了几斤,除去特殊天气,阿熙晚饭后会带我到处散步消食,也不下远,走得最多的一段路是从家到人工湖。

    那条路我再熟悉不过,路过六颗参天梧桐树,途径三个小花坛到绿化公园,经常偶遇一只叫“李富贵”的金毛,它贪玩不认生,乐意叫人摸它狗头。

    可能我看上去精神恹恹的样子,所以坐上去果园的破旧皮卡时,阿婆三番五次地问我能不能行。

    阿熙抢着说:“能行,他可厉害了。”

    我不知道他说的能行是指哪方面,不过对于摘果子一类的农活,我从外婆那里学到不少。

    初秋枣子变红,她指使我去墙头摘枣,踩在风吹雨晒的土坯房顶,随时都有坠落的风险。那时毛头小孩经摔,上蹿下跳爬上枝头,挑拣熟透的枣子扔给兜布袋接枣的外婆。

    但凡掉下去个绿枣,她要指指点点说上几句,有时被她说得厌烦了,我故意摘没熟的,听她在树下破口大骂。

    十年后,24岁的我再次踏上梯子,树上结的不是枣子而是梨子,在底下等着的是阿熙不是外婆。

    场景变了,人变了,时光重叠,我仍旧在平行时空看见外婆矮小的身影。

    阿熙从来不会催促我,也不会觉得我做事笨手笨脚,所以我不会像捉弄小老太太一样捉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