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本历史轨道上，赵之龙手握南京兵权，却在清军到来时未做任何抵抗便投降了清军。而在这个历史时空，却落得如此家破人亡下场。
阮大铖通过赵之龙案，一扫从前奸党佞臣形象，形象变得大好，在民间甚至被称为“阮青天”。一上台就能扳倒赵之龙这般树大根深权势滔天的人物，这在民间老百姓看来其德行能力只有宋代传说中的包青天可以与之媲美。
民间百姓可不会知道这一案件背后复杂的政治背景。
让达官贵人们暂时松了口气的是，赵之龙案后御史台并未继续扩大打击面，而是要求达官巨富们限期如实申报个人财产，以此相呼应，刑部亦新增刑法罪名条款，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达官巨富们发现，在御史台和刑部的步步紧逼下，他们再也无法装穷卖苦了，再装下去，他们的下场无疑跟赵之龙等一个样。谁也不是傻子，很明显，在赵之龙之事，崇祯是在杀鸡给猴看。
这个时候，从北平亦传来消息，闯军在北平大肆拷掠，留在北平的达官贵人们被李闯敲骨吸髓，苦不堪言。崇祯这般出具正式借据借国债，又通过赵之龙案侧面敲打的手法，与李闯的强盗手段比起来，简直是文明之至。
达官巨富们购买国债的热情飙涨，每天一车车的白银运往国库，让国家税务大臣兼皇家财务总管刘成治目瞪口呆喜不自胜，这般银子如流水般流进国库，从前想都不敢想，现在看着国库中越堆越高的一座座银山，刘成治如同置身梦中，有原本穷得叮当响，现在一夜暴富的即视感。
当此乱世，南京城及其周边地区几乎聚集了全国一大半的达官巨富，这里的有钱人比北平的多了不止三四倍，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南京相对于位于边疆的北平，安全系数高了不知多少倍，而且南京温暖的气候比之寒冷的北平更加适宜人居住，明朝的有钱人们躲避战乱时自然将南京作为首选。
明朝的权贵们太幸福啦！明朝的权贵们太有钱啦！虽然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制定了世界上最严苛的惩治贪官污吏的律法，给官员们的俸禄也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低工资，但他局限于他的小农意识，重农轻商，只重农税而忽视商税，而有利益的地方绝对不可能长期真空，于是就给了掌握权力的达官权贵们机会，让他们得以利用手中权势大肆控制商业，掌控国家经济命脉，还不用交一星半点的税，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积累了天量财富，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绝不是夸张，而是真实写照。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国家穷得叮当响，为了抵御建虏不得不不断压榨自耕农，再加上天灾助阵，逼得自耕农纷纷破产成为流民乱民，乱民四起后，以前那个被代表权贵利益的东林党忽悠得团团转的崇祯只能选择更加加重农民税负，如此恶性循环，最后全国变得一片糜烂而不可收拾。
当然，每件事都有两面，全国乱局是绝对的浩劫，但另一方面却将达官巨富们聚到了江南一带，方便了灵魂穿越后来到南京的崇祯利用手中权力对之进行盘剥。
客观来说，前世也是超级巨富的崇祯并不仇富，他只是不能容忍国家处在崩溃边缘，每天都有无数百姓在绝望中挣扎、死去，急需银钱度过难关的时候，那些达官巨富还将无数金银财宝藏在地下发霉。
谨身殿御书房中，崇祯坐在书案后，东厂大太监韩赞周随侍在旁，军机大臣史可法、文部尚书钱谦益、工部侍郎宋应星等坐在殿下锦凳之上。
“天津传来急报，闯逆率军号称二十万，屯兵天津城下，天津军民众志成城，抵御住了贼军首轮攻城，从奏报中看，守将王晋对二十万贼军似乎毫无惧色，颇有信心守住城池，只是要朝廷多支援一些火药弹丸弓弩等守城军械物质。”
史可法奏道。
崇祯将那天津急报细细看了一遍，叹道：“这个王晋，不负朕望，面对贼势汹汹，镇定自若，守城得法，是个人才啊！要安定天下、澄清宇内，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人才啊！从前朝廷内外朋党成群，升官靠的是拉关系、走门路，真正有才却不会搞关系的人没有晋身机会。那王晋不善交际，且毫无声名，若不是碰巧遇到朕，只怕仍是如宝石埋于地下，没有发光机会。嗯，下一步最紧迫的便是完善选拔用人机制，务必让想干事、能干事的人才脱颖而出。”
感叹一番，崇祯又道：“天津地处要津，位置十分重要关键，务必倾尽全力守住，凭借城池有力杀伤削弱敌人。凡天津想要的物质，务必百分百满足，而且都双倍供给。同时，再调禁卫师一个整编团到天津，交由王晋指挥，帮助守城。另外，军机处以朕名义起草诏书，对天津军民予以嘉奖。记住，嘉奖令与其他公文一般，要用白话，务必让不识字的老卒也能听懂，这才能起到激励士气民心的作用。”
崇祯到南京后，要求朝廷和地方官府的公文都用白话，此前命吏部尚书吕大器写对“人民中心论”的认识，吕大器用八股文样式写了交来，就被崇祯打回去重写，说那文章“引经据典故作高深”，指出“以人民为中心”首先就要体现在文风上，要吕大器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重写，一直写到家中不识字的老仆都能听明白听懂了，再交上来。
“天津除了天津守军，还有四万关宁铁骑，如此兵力守城应该足矣，为何还要调禁卫部队去帮助守城？”史可法问。
“朕这是着意培养禁卫师，让禁卫师在战火中进行淬炼。而且北方除了闯逆，更可虑的是建虏，加强天津守卫，保住北面这个据点，是重中之重。”崇祯温和地耐心解释。
“陛下思虑深远，臣遵旨。”
阮大铖通过赵之龙案，一扫从前奸党佞臣形象，形象变得大好，在民间甚至被称为“阮青天”。一上台就能扳倒赵之龙这般树大根深权势滔天的人物，这在民间老百姓看来其德行能力只有宋代传说中的包青天可以与之媲美。
民间百姓可不会知道这一案件背后复杂的政治背景。
让达官贵人们暂时松了口气的是，赵之龙案后御史台并未继续扩大打击面，而是要求达官巨富们限期如实申报个人财产，以此相呼应，刑部亦新增刑法罪名条款，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达官巨富们发现，在御史台和刑部的步步紧逼下，他们再也无法装穷卖苦了，再装下去，他们的下场无疑跟赵之龙等一个样。谁也不是傻子，很明显，在赵之龙之事，崇祯是在杀鸡给猴看。
这个时候，从北平亦传来消息，闯军在北平大肆拷掠，留在北平的达官贵人们被李闯敲骨吸髓，苦不堪言。崇祯这般出具正式借据借国债，又通过赵之龙案侧面敲打的手法，与李闯的强盗手段比起来，简直是文明之至。
达官巨富们购买国债的热情飙涨，每天一车车的白银运往国库，让国家税务大臣兼皇家财务总管刘成治目瞪口呆喜不自胜，这般银子如流水般流进国库，从前想都不敢想，现在看着国库中越堆越高的一座座银山，刘成治如同置身梦中，有原本穷得叮当响，现在一夜暴富的即视感。
当此乱世，南京城及其周边地区几乎聚集了全国一大半的达官巨富，这里的有钱人比北平的多了不止三四倍，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南京相对于位于边疆的北平，安全系数高了不知多少倍，而且南京温暖的气候比之寒冷的北平更加适宜人居住，明朝的有钱人们躲避战乱时自然将南京作为首选。
明朝的权贵们太幸福啦！明朝的权贵们太有钱啦！虽然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制定了世界上最严苛的惩治贪官污吏的律法，给官员们的俸禄也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低工资，但他局限于他的小农意识，重农轻商，只重农税而忽视商税，而有利益的地方绝对不可能长期真空，于是就给了掌握权力的达官权贵们机会，让他们得以利用手中权势大肆控制商业，掌控国家经济命脉，还不用交一星半点的税，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积累了天量财富，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绝不是夸张，而是真实写照。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国家穷得叮当响，为了抵御建虏不得不不断压榨自耕农，再加上天灾助阵，逼得自耕农纷纷破产成为流民乱民，乱民四起后，以前那个被代表权贵利益的东林党忽悠得团团转的崇祯只能选择更加加重农民税负，如此恶性循环，最后全国变得一片糜烂而不可收拾。
当然，每件事都有两面，全国乱局是绝对的浩劫，但另一方面却将达官巨富们聚到了江南一带，方便了灵魂穿越后来到南京的崇祯利用手中权力对之进行盘剥。
客观来说，前世也是超级巨富的崇祯并不仇富，他只是不能容忍国家处在崩溃边缘，每天都有无数百姓在绝望中挣扎、死去，急需银钱度过难关的时候，那些达官巨富还将无数金银财宝藏在地下发霉。
谨身殿御书房中，崇祯坐在书案后，东厂大太监韩赞周随侍在旁，军机大臣史可法、文部尚书钱谦益、工部侍郎宋应星等坐在殿下锦凳之上。
“天津传来急报，闯逆率军号称二十万，屯兵天津城下，天津军民众志成城，抵御住了贼军首轮攻城，从奏报中看，守将王晋对二十万贼军似乎毫无惧色，颇有信心守住城池，只是要朝廷多支援一些火药弹丸弓弩等守城军械物质。”
史可法奏道。
崇祯将那天津急报细细看了一遍，叹道：“这个王晋，不负朕望，面对贼势汹汹，镇定自若，守城得法，是个人才啊！要安定天下、澄清宇内，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人才啊！从前朝廷内外朋党成群，升官靠的是拉关系、走门路，真正有才却不会搞关系的人没有晋身机会。那王晋不善交际，且毫无声名，若不是碰巧遇到朕，只怕仍是如宝石埋于地下，没有发光机会。嗯，下一步最紧迫的便是完善选拔用人机制，务必让想干事、能干事的人才脱颖而出。”
感叹一番，崇祯又道：“天津地处要津，位置十分重要关键，务必倾尽全力守住，凭借城池有力杀伤削弱敌人。凡天津想要的物质，务必百分百满足，而且都双倍供给。同时，再调禁卫师一个整编团到天津，交由王晋指挥，帮助守城。另外，军机处以朕名义起草诏书，对天津军民予以嘉奖。记住，嘉奖令与其他公文一般，要用白话，务必让不识字的老卒也能听懂，这才能起到激励士气民心的作用。”
崇祯到南京后，要求朝廷和地方官府的公文都用白话，此前命吏部尚书吕大器写对“人民中心论”的认识，吕大器用八股文样式写了交来，就被崇祯打回去重写，说那文章“引经据典故作高深”，指出“以人民为中心”首先就要体现在文风上，要吕大器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重写，一直写到家中不识字的老仆都能听明白听懂了，再交上来。
“天津除了天津守军，还有四万关宁铁骑，如此兵力守城应该足矣，为何还要调禁卫部队去帮助守城？”史可法问。
“朕这是着意培养禁卫师，让禁卫师在战火中进行淬炼。而且北方除了闯逆，更可虑的是建虏，加强天津守卫，保住北面这个据点，是重中之重。”崇祯温和地耐心解释。
“陛下思虑深远，臣遵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