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番话的时候，杨震脸上突现一丝狰狞，对于他來说，这些只会背后搞阴谋的人，必须要尽快的解决干净，而且这个尽快是越早越好，眼下的热河战役绝对不能耽搁，对于这些人不必搞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更不必讲什么政策。
什么手段越见效，就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如果恐怖手段见效快，那么干嘛不采用，难道只让这些人，采取种种极端，甚至可以说极端恐怖的手段对待我们的干部、战士，我们却要和他们讲什么缴枪不杀的道理，这除了会让他们更加有持无恐之外，杨震看不出有什么效果。
对于这些人來说，只有同样采取恐怖手段，才能给他们真正的给他们震慑，至于政策，那是和人讲的，不是去与魔鬼和畜生去讲的，这些人都手上沾满了鲜血，甚至很多人就是叛徒，和这些人讲政策，无异于对牛弹琴。
他们很多人对于某些方面的政策，甚至比一般的基层干部还熟悉，和他们讲政策，无异于你让手上沾满无数人鲜血的屠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有那个可能吗，反倒是很容易让他们钻了空子。
早在北满根据地剿灭流散日伪武装，以及成为伪满军，被打垮之后又重新上山为匪的原來土匪这种政治土匪的时候，杨震就曾经一再强调，对待这些人要采取屠夫的手段，佛祖的心肠。
如果这些人主动下山缴械投诚，其中的日本人，只要不作恶太多，可以按照战俘对待，伪满军警、特务人员出身的人，甚至即便是抗联的叛徒，虽说摆脱不了送到矿区改造，但是也可以留下一条命。
但是如果顽抗，哪怕只打一枪，也坚决的毫不留情的彻底消灭掉，即便俘获部分人员，也会在召开公审大会进行审判之后，处以极刑，因为杨震知道，对这种人一旦宽大，将会是后患无穷，绝对不能给这些人，留下任何的侥幸心理。
这些特务武装，尤其是像热河这种由前抗联叛徒，或是被日军收编的土匪武装改编成的特务武装，与那些在战场上被俘的日伪军不一样，这些人虽说军事素质与正规军无法相比，但是他们不仅狡猾之极，而且有一定的游击战能力。
其手段更加变化多样，也更加残忍的多，对部队的威胁，尤其是伤病员、转运的物资等在实际上也要大的多，最关键的是对老百姓的威胁和恐吓，也是相当的大，毕竟正规日伪军不可能天天在乡下转悠，而这些人就不一样了，甚至在民风、民情方面，他们也更加熟悉。
只有对于这些人必须采取严厉镇压，才能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这也就是所谓的用革命的恐怖主义，去针对反革命的恐怖主义，所以杨震一向认为，对于这些人该杀的杀，绝对不能手下留情，否则后患无穷，弄不好，在一场战斗之中，这些人足可以让一场本來已经到手的胜利翻了盘。
只不过杨震说这番话的时候，脸上虽说杀气腾腾，但这狰狞却是转瞬即逝，取而代之的是异样的平淡，将话題又快速的转化成了刚刚谈到的话題道：“不过我希望挺进军方面，尽可能的抽调一些冀东军区在热南地区活动过的人员，最好是热河本地的人，配合我们行动。”
“还有我希望从挺进军方面，抽调出几个侦察连來，最好是老红军带队的连队，让他们熟悉一下特种作战模式，以便在今后再出现类似问題的时候，不用在抽调一般的连队作战，我们的普通连队，虽然也熟悉游击战。”
“但是面对这种特务武装，应变能力还是差了些，而且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我们也不可能长期调动正规部队去参与这种事情，两位老首长，这是一种与游击战浑然不同的作战模式，我们的部队，已经熟悉了在根据地内作战，对于这种新的作战模式明显有些不适应。”
“现在面对这帮家伙來说，我们相当于官，他们相当于匪，这对于我们來说，是一种全新的作战模式，而我们应该根据作战模式的不同，专门组建一批面对这种情况作战的部队，今后在开辟新区的时候，这种情况我们会经常遇到，不仅仅是他们，还有那些被打散的日伪军散兵游勇，都会给我们带來一定的危险和麻烦。”
杨震的这番话，很是让两位老帅赞同，自进入热河境内开始，到现在给他们的感觉是热河的形势，真的远比自己想象的要困难的多，这里沒有任何抗日武装协助，老百姓也对出关部队，表现出冷漠甚至敌视的态度。
日伪军的统治基础，也要比关内严密的多，其特务武装活动之猖狂，活动之光明正大，在关内地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部队不仅粮食、食盐等无处筹措，就连伤病员安置，都是一个大问題。
尤其挺进军的主要行军、作战区域所在地热西山区，也要比想象的贫穷的多，这里粮食产量稀少，老百姓几乎处于赤贫状态，即便有少量的粮食，也很难满足部队的需要，而在东部人口相对稠密一些地区，日军的屠杀与归屯并户手段，使得部队生存都成了问題。
现在挺进军面临的形势，与当年杨震刚出山的时候类似，部队集中起來，筹集不到必须的物资，分散开來，却又很容易被日军一口口的吃掉，而且从目前的情况來看，就是分散开也无法筹集到足够维持部队作战的物资。
眼前唯一的扭转局势的机会，就是集中兵力打一个大胜仗，即便不能一举彻底的扭转目前的被动形势，但对于缓解目前的窘迫局面还是有一定的好处，最起码，对日伪军的便衣队是一个有效的震慑。
至于杨震准备从抗联后方调动一批部队，专门对付日伪便衣队的想法，两个人虽然认为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挺进军自己是有能力将这些害虫彻底清除干净的，只是眼下主力几乎已经全部投入一线作战的挺进军，眼下实在抽调不出太多的兵力。
什么手段越见效，就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如果恐怖手段见效快，那么干嘛不采用，难道只让这些人，采取种种极端，甚至可以说极端恐怖的手段对待我们的干部、战士，我们却要和他们讲什么缴枪不杀的道理，这除了会让他们更加有持无恐之外，杨震看不出有什么效果。
对于这些人來说，只有同样采取恐怖手段，才能给他们真正的给他们震慑，至于政策，那是和人讲的，不是去与魔鬼和畜生去讲的，这些人都手上沾满了鲜血，甚至很多人就是叛徒，和这些人讲政策，无异于对牛弹琴。
他们很多人对于某些方面的政策，甚至比一般的基层干部还熟悉，和他们讲政策，无异于你让手上沾满无数人鲜血的屠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有那个可能吗，反倒是很容易让他们钻了空子。
早在北满根据地剿灭流散日伪武装，以及成为伪满军，被打垮之后又重新上山为匪的原來土匪这种政治土匪的时候，杨震就曾经一再强调，对待这些人要采取屠夫的手段，佛祖的心肠。
如果这些人主动下山缴械投诚，其中的日本人，只要不作恶太多，可以按照战俘对待，伪满军警、特务人员出身的人，甚至即便是抗联的叛徒，虽说摆脱不了送到矿区改造，但是也可以留下一条命。
但是如果顽抗，哪怕只打一枪，也坚决的毫不留情的彻底消灭掉，即便俘获部分人员，也会在召开公审大会进行审判之后，处以极刑，因为杨震知道，对这种人一旦宽大，将会是后患无穷，绝对不能给这些人，留下任何的侥幸心理。
这些特务武装，尤其是像热河这种由前抗联叛徒，或是被日军收编的土匪武装改编成的特务武装，与那些在战场上被俘的日伪军不一样，这些人虽说军事素质与正规军无法相比，但是他们不仅狡猾之极，而且有一定的游击战能力。
其手段更加变化多样，也更加残忍的多，对部队的威胁，尤其是伤病员、转运的物资等在实际上也要大的多，最关键的是对老百姓的威胁和恐吓，也是相当的大，毕竟正规日伪军不可能天天在乡下转悠，而这些人就不一样了，甚至在民风、民情方面，他们也更加熟悉。
只有对于这些人必须采取严厉镇压，才能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这也就是所谓的用革命的恐怖主义，去针对反革命的恐怖主义，所以杨震一向认为，对于这些人该杀的杀，绝对不能手下留情，否则后患无穷，弄不好，在一场战斗之中，这些人足可以让一场本來已经到手的胜利翻了盘。
只不过杨震说这番话的时候，脸上虽说杀气腾腾，但这狰狞却是转瞬即逝，取而代之的是异样的平淡，将话題又快速的转化成了刚刚谈到的话題道：“不过我希望挺进军方面，尽可能的抽调一些冀东军区在热南地区活动过的人员，最好是热河本地的人，配合我们行动。”
“还有我希望从挺进军方面，抽调出几个侦察连來，最好是老红军带队的连队，让他们熟悉一下特种作战模式，以便在今后再出现类似问題的时候，不用在抽调一般的连队作战，我们的普通连队，虽然也熟悉游击战。”
“但是面对这种特务武装，应变能力还是差了些，而且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我们也不可能长期调动正规部队去参与这种事情，两位老首长，这是一种与游击战浑然不同的作战模式，我们的部队，已经熟悉了在根据地内作战，对于这种新的作战模式明显有些不适应。”
“现在面对这帮家伙來说，我们相当于官，他们相当于匪，这对于我们來说，是一种全新的作战模式，而我们应该根据作战模式的不同，专门组建一批面对这种情况作战的部队，今后在开辟新区的时候，这种情况我们会经常遇到，不仅仅是他们，还有那些被打散的日伪军散兵游勇，都会给我们带來一定的危险和麻烦。”
杨震的这番话，很是让两位老帅赞同，自进入热河境内开始，到现在给他们的感觉是热河的形势，真的远比自己想象的要困难的多，这里沒有任何抗日武装协助，老百姓也对出关部队，表现出冷漠甚至敌视的态度。
日伪军的统治基础，也要比关内严密的多，其特务武装活动之猖狂，活动之光明正大，在关内地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部队不仅粮食、食盐等无处筹措，就连伤病员安置，都是一个大问題。
尤其挺进军的主要行军、作战区域所在地热西山区，也要比想象的贫穷的多，这里粮食产量稀少，老百姓几乎处于赤贫状态，即便有少量的粮食，也很难满足部队的需要，而在东部人口相对稠密一些地区，日军的屠杀与归屯并户手段，使得部队生存都成了问題。
现在挺进军面临的形势，与当年杨震刚出山的时候类似，部队集中起來，筹集不到必须的物资，分散开來，却又很容易被日军一口口的吃掉，而且从目前的情况來看，就是分散开也无法筹集到足够维持部队作战的物资。
眼前唯一的扭转局势的机会，就是集中兵力打一个大胜仗，即便不能一举彻底的扭转目前的被动形势，但对于缓解目前的窘迫局面还是有一定的好处，最起码，对日伪军的便衣队是一个有效的震慑。
至于杨震准备从抗联后方调动一批部队，专门对付日伪便衣队的想法，两个人虽然认为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挺进军自己是有能力将这些害虫彻底清除干净的，只是眼下主力几乎已经全部投入一线作战的挺进军，眼下实在抽调不出太多的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