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领事格斯站起身来，耸了耸肩膀，说道：“也许俄国人有能力自行解决这次冲突，我们的调停只会碍手碍脚。先生们，我建议我们退席！”
鲍培慌神了，口气立刻软了，“不，先生们，俄罗斯帝国需要你们的仗义执言！”
英国领事格斯这才得胜似得笑了，他坐回座位，轻轻撸起袖子，看了看手腕上的金刚石牌腕表，这种中国振华集团生产的计时器就是方便。“看时间，中国代表应该到了！”
话音刚落，一身长衫马褂的唐绍仪和一身西装的顾维钧已经出现在门口了。
“早上好，先生们！”唐绍仪和顾维钧一起向各国领事打招呼，各国领事起身还礼
“鲍培先生，对于我方上次提出的停火要求，我方现在有新的补充条款。第一，改变黑龙江原有的捐税章程，在中东路属地周边仿照俄国在中东铁路属地内的租税制度，“删去捐之名目，统名曰税”废除按人头征收的“捐”，将捐、税合并，向商家统一收取“税”；细化收税名目、制定更为规范的收税章程。在中东路属地建立“杜外人借口，而利推行”，符合国际惯例的新型税收制度。
第二，按照国际惯例，结合《中俄续约》中《陆路通商章程》等相关条款，与俄国沿江官吏据理力争。在沿中东铁路属地外中国一侧的口岸，关卡，派驻交涉局官员，建立税务机关。对进出中东路属地的如粮食、牛、马、羊、草、皮张等“土货”统一征收“进口税”。
第三，建立完善的税收征收制度。商家到中东铁路属地内买卖货物，途径界外的关卡，要先由卖主到铁路交涉局照章“报税领票，方准售卖”。
第四，要求中东路属地内的俄国官员承担相应责任，履行协助铁路交涉局官员查获逃税商家的义务。规定俄国官员一旦查获商家所售商品，没有在交涉局“报税领票”，要就近将漏税之人带到铁路交涉分局。由铁路交涉局官员“照章罚办”，俄国官员不得干涉。
鲍培脸色铁青，而英法等国领事不置可否，鲍培终于明白，俄国这次是真的被孤立了。不过，随后唐绍仪与顾维钧又逐条解释了东北所提出的各条条款之后，鲍培放心了不少。因为其实细细琢磨起来，东北方面开出的条件还是比较宽松的。比如东北方面并没有提到全部收回中东铁路的管理权，只是部分收回了人事、财物、建设等六个主要部门的权力；同时，俄方依旧可以保留护路队，虽然人数被大幅度的压缩了；铁路附属地也大大减小了，而且铁道附属地的日常管理权也收归了中国等等。总体而言，中东铁路还是在中国和沙俄两国的共管之下。
鲍培总算松了一口气，他说道：“好吧，我会将你们的条款全部电告彼得堡，在此期间，我们应该尽量约束各自的军队，不要再有擦枪走火的事情发生。”
唐绍仪合起面前的文件夹，笑着答道：“我们也要电告北京的袁大总统。”
就这样，参加这次谈判的与会各方各自怀揣自己的打算，在礼节性的握手之后各自离去
◆◆◆◆◆◆
袁世凯是一个新旧混合的人物，不管我们承不承认，他的执政合法性具有新旧混杂的特征，是两种执政权力合法性逻辑叠加的结果，甚至可以这样说，旧逻辑主导新逻辑。
因此，虽然袁世凯是民选的总统，但因为袁世凯是当时各种势力中最强势者，仍然依靠谁的实力强，谁就当老大的逻辑来演绎，否则，孙中山就没有必要让位给袁，就是因为孙在拳头上敌不过袁，于是袁世凯有合法性，而孙就没有合法性。民众是或真或假，或明或暗地“认可”这一现实的，枪杆子打下来的合法性在当时是有效的，尽管不能指望永远有效，这是不能不忽视的一个历史场景。
很显然地，按旧规矩袁世凯取得执政合法性，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他手中撑握着北洋军阀，同时在辛亥革命之后，得到了包括国民党地方都督的支持，才攀上权力的顶峰，大大小小的军阀就是给袁抬桩的。在军阀们的支持下，袁世凯登上权力顶峰后，反过来，袁世凯要“削藩”，这等于拆自己的台子，也等于把自己旧的执政合法性给否定掉一样。
本来，按照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常例，袁世凯对地方军队进国家化转变，实行军政分离，逐步削藩，加强中央集权，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符合宪政原则。但是，自曾国藩以降，军队已经私有化很严重，地方主义愈演愈烈，政治格局上的朝小野大，内轻外重，地方势力坐大的局面，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辛亥革命后，更是群雄割据，如果得不到地方军阀的赞同，中央政府就难有作为。袁世凯要想做一个真正的大总统，一个号令全国的大总统，就要削藩。
但具体实行起来，也是障碍重重。袁世凯要想削藩，给军阀们一个鸟尽弓藏的感觉，谈何容易。袁世凯一手削藩，一手重建自己的亲信部队——模范团。表面上是在军队中起模范作用，逐步改造北洋军，其实是因为北洋大将们各个羽翼丰满，不再听他的话，他要建立专供自己指挥绝对地忠于自己的军队。削藩和建立模范团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自己的执政合法性，而加强中央集权的削藩又令地方势力惴惴不安，随时都打算反袁，这又威胁着袁的执政合法性。随着袁世凯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袁遇到了晚清相同的命运，得罪了地方势力，导致众叛亲离。
袁世凯本来想借着东北与沙俄交战的机会借洋人的手削藩，可结果大失所望。沙俄人居然败给了只占据东北一隅的徐天宝，这让袁世凯大跌眼镜。
鲍培慌神了，口气立刻软了，“不，先生们，俄罗斯帝国需要你们的仗义执言！”
英国领事格斯这才得胜似得笑了，他坐回座位，轻轻撸起袖子，看了看手腕上的金刚石牌腕表，这种中国振华集团生产的计时器就是方便。“看时间，中国代表应该到了！”
话音刚落，一身长衫马褂的唐绍仪和一身西装的顾维钧已经出现在门口了。
“早上好，先生们！”唐绍仪和顾维钧一起向各国领事打招呼，各国领事起身还礼
“鲍培先生，对于我方上次提出的停火要求，我方现在有新的补充条款。第一，改变黑龙江原有的捐税章程，在中东路属地周边仿照俄国在中东铁路属地内的租税制度，“删去捐之名目，统名曰税”废除按人头征收的“捐”，将捐、税合并，向商家统一收取“税”；细化收税名目、制定更为规范的收税章程。在中东路属地建立“杜外人借口，而利推行”，符合国际惯例的新型税收制度。
第二，按照国际惯例，结合《中俄续约》中《陆路通商章程》等相关条款，与俄国沿江官吏据理力争。在沿中东铁路属地外中国一侧的口岸，关卡，派驻交涉局官员，建立税务机关。对进出中东路属地的如粮食、牛、马、羊、草、皮张等“土货”统一征收“进口税”。
第三，建立完善的税收征收制度。商家到中东铁路属地内买卖货物，途径界外的关卡，要先由卖主到铁路交涉局照章“报税领票，方准售卖”。
第四，要求中东路属地内的俄国官员承担相应责任，履行协助铁路交涉局官员查获逃税商家的义务。规定俄国官员一旦查获商家所售商品，没有在交涉局“报税领票”，要就近将漏税之人带到铁路交涉分局。由铁路交涉局官员“照章罚办”，俄国官员不得干涉。
鲍培脸色铁青，而英法等国领事不置可否，鲍培终于明白，俄国这次是真的被孤立了。不过，随后唐绍仪与顾维钧又逐条解释了东北所提出的各条条款之后，鲍培放心了不少。因为其实细细琢磨起来，东北方面开出的条件还是比较宽松的。比如东北方面并没有提到全部收回中东铁路的管理权，只是部分收回了人事、财物、建设等六个主要部门的权力；同时，俄方依旧可以保留护路队，虽然人数被大幅度的压缩了；铁路附属地也大大减小了，而且铁道附属地的日常管理权也收归了中国等等。总体而言，中东铁路还是在中国和沙俄两国的共管之下。
鲍培总算松了一口气，他说道：“好吧，我会将你们的条款全部电告彼得堡，在此期间，我们应该尽量约束各自的军队，不要再有擦枪走火的事情发生。”
唐绍仪合起面前的文件夹，笑着答道：“我们也要电告北京的袁大总统。”
就这样，参加这次谈判的与会各方各自怀揣自己的打算，在礼节性的握手之后各自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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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是一个新旧混合的人物，不管我们承不承认，他的执政合法性具有新旧混杂的特征，是两种执政权力合法性逻辑叠加的结果，甚至可以这样说，旧逻辑主导新逻辑。
因此，虽然袁世凯是民选的总统，但因为袁世凯是当时各种势力中最强势者，仍然依靠谁的实力强，谁就当老大的逻辑来演绎，否则，孙中山就没有必要让位给袁，就是因为孙在拳头上敌不过袁，于是袁世凯有合法性，而孙就没有合法性。民众是或真或假，或明或暗地“认可”这一现实的，枪杆子打下来的合法性在当时是有效的，尽管不能指望永远有效，这是不能不忽视的一个历史场景。
很显然地，按旧规矩袁世凯取得执政合法性，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他手中撑握着北洋军阀，同时在辛亥革命之后，得到了包括国民党地方都督的支持，才攀上权力的顶峰，大大小小的军阀就是给袁抬桩的。在军阀们的支持下，袁世凯登上权力顶峰后，反过来，袁世凯要“削藩”，这等于拆自己的台子，也等于把自己旧的执政合法性给否定掉一样。
本来，按照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常例，袁世凯对地方军队进国家化转变，实行军政分离，逐步削藩，加强中央集权，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符合宪政原则。但是，自曾国藩以降，军队已经私有化很严重，地方主义愈演愈烈，政治格局上的朝小野大，内轻外重，地方势力坐大的局面，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辛亥革命后，更是群雄割据，如果得不到地方军阀的赞同，中央政府就难有作为。袁世凯要想做一个真正的大总统，一个号令全国的大总统，就要削藩。
但具体实行起来，也是障碍重重。袁世凯要想削藩，给军阀们一个鸟尽弓藏的感觉，谈何容易。袁世凯一手削藩，一手重建自己的亲信部队——模范团。表面上是在军队中起模范作用，逐步改造北洋军，其实是因为北洋大将们各个羽翼丰满，不再听他的话，他要建立专供自己指挥绝对地忠于自己的军队。削藩和建立模范团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自己的执政合法性，而加强中央集权的削藩又令地方势力惴惴不安，随时都打算反袁，这又威胁着袁的执政合法性。随着袁世凯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袁遇到了晚清相同的命运，得罪了地方势力，导致众叛亲离。
袁世凯本来想借着东北与沙俄交战的机会借洋人的手削藩，可结果大失所望。沙俄人居然败给了只占据东北一隅的徐天宝，这让袁世凯大跌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