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一早，刘馨“秘书处”名单中提到的人便得到了通知，知道自己“将被重用”，并需在今晚拜见高务实。一众人等虽然不知道这重用究竟是如何一个重用法，但还是根据自身情况纷纷做了准备。
高务实依旧去户部当值，顺便接待来访的吏部与兵部两位尚书。
吏部尚书杨巍是来询问关于明年百官俸禄预存情况的。“来年官俸预存制度”是高务实“收拢财权”之后的新举措，不过其实类似的做法以前也不是没有，只是高务实将其制度化和标准化了，并且将之加入了户部的国家财政预算体系当中。
由于这个国家财政预算体系是一个相当浩大的整体工作，因此各部衙都需要在年前与户部联系协商，达成一致。
否则的话，你要是不积极主动来找，那来年你部衙的钱不够可就不关我户部的事了，我户部又没损失，您老爱来不爱。
话虽如此，六部、都察院以及大理寺之类的衙门真要是连办公经费都不够，肯定到时候也能去找皇帝申述，只不过这事一来丢脸，二来也显得堂上官能力不够，大家肯定是不乐意发生这一幕的。
吏部和兵部是实学派的基本盘，来找高务实也不怎么担心会被卡脖子，不过这两部今年的预算都比往年高了一些，所以还是得早些过来与高务实通通气。
这两部的支出之所以会提高，吏部方面其实是被户部和兵部给“害”了。
先说户部，由于户部收权并改成了四侍郎制，正式变成“大户部”，光是两署十三司便多了好多官员，户部人员整体膨胀了四成。这些官员虽然属于户部，但天下官员的“编制工作”责任在吏部，发俸禄也要在吏部先通过，因此杨巍反而要来向高务实说明情况。
好在两署十三司与原先的各省司颇有区别，最大的差别在于两署十三司的用人贯彻了当年高拱的一个著名观点：进士少而举人多，举人中有实才而不精于文章者大有人在，故当多用举人。
这当然是个很务实的观点，春闱每三年才有一次(除非开恩科)，虽然中试人数并不固定，但通常一次也就三百人左右，平均来说每年能“当官”的只有一百人。一秒记住
大明如此广大，致仕退休者、政争失败者、丁忧守制者、因故挂冠者……各种各样的离岗官员都可能超过这个数，光靠那点进士能管什么用？
进士们真正的意义在于做大官，继而刺激民间向学之风，而真正在基层办事的官员在大明实际上是所谓“吏员”，他们并不在“官”这一阶级。
但问题也出在这个“吏员”上，很多地方上的吏员，其职务几乎是世袭的，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让该家族在主管项目上拥有充分的“经验”，却也一定会形成很多弊端。
比如某县的财务工作始终是某家族负责，则其县尊不管如何换来换去，都无法深入“改革”当地弊病，而该家族却会形成越来越强大的地方实力，只手遮天、胡作非为。
所以高拱生前就一直有意改变这种情况，只可惜天不假年，他的很多改革还只是开了个头，或者提出了“指导思想”，自己便撒手人寰了。
高务实作为他的衣钵继承者，自然要把很多改革继续推进下去，但与后世搞改革一样，改革总是会由浅水区进入深水区的。
到了深水区就有深水区的讲究，任何实践都是不断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没有任何改革能毕其功于一役，不可能一劳永逸。
当前，大明的实学派改革基本上已经进入攻坚期、深水区，一些问题之所以难推进、难解决，是因为有的属于体制机制遗留的老问题，有的属于前进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有的源自思想观念障碍，有的受到利益格局掣肘。
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只有靠进一步改革的办法来解决。这种时候，最关键的两点在于：一是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二是措施得宜，进退有度。
高务实依旧去户部当值，顺便接待来访的吏部与兵部两位尚书。
吏部尚书杨巍是来询问关于明年百官俸禄预存情况的。“来年官俸预存制度”是高务实“收拢财权”之后的新举措，不过其实类似的做法以前也不是没有，只是高务实将其制度化和标准化了，并且将之加入了户部的国家财政预算体系当中。
由于这个国家财政预算体系是一个相当浩大的整体工作，因此各部衙都需要在年前与户部联系协商，达成一致。
否则的话，你要是不积极主动来找，那来年你部衙的钱不够可就不关我户部的事了，我户部又没损失，您老爱来不爱。
话虽如此，六部、都察院以及大理寺之类的衙门真要是连办公经费都不够，肯定到时候也能去找皇帝申述，只不过这事一来丢脸，二来也显得堂上官能力不够，大家肯定是不乐意发生这一幕的。
吏部和兵部是实学派的基本盘，来找高务实也不怎么担心会被卡脖子，不过这两部今年的预算都比往年高了一些，所以还是得早些过来与高务实通通气。
这两部的支出之所以会提高，吏部方面其实是被户部和兵部给“害”了。
先说户部，由于户部收权并改成了四侍郎制，正式变成“大户部”，光是两署十三司便多了好多官员，户部人员整体膨胀了四成。这些官员虽然属于户部，但天下官员的“编制工作”责任在吏部，发俸禄也要在吏部先通过，因此杨巍反而要来向高务实说明情况。
好在两署十三司与原先的各省司颇有区别，最大的差别在于两署十三司的用人贯彻了当年高拱的一个著名观点：进士少而举人多，举人中有实才而不精于文章者大有人在，故当多用举人。
这当然是个很务实的观点，春闱每三年才有一次(除非开恩科)，虽然中试人数并不固定，但通常一次也就三百人左右，平均来说每年能“当官”的只有一百人。一秒记住
大明如此广大，致仕退休者、政争失败者、丁忧守制者、因故挂冠者……各种各样的离岗官员都可能超过这个数，光靠那点进士能管什么用？
进士们真正的意义在于做大官，继而刺激民间向学之风，而真正在基层办事的官员在大明实际上是所谓“吏员”，他们并不在“官”这一阶级。
但问题也出在这个“吏员”上，很多地方上的吏员，其职务几乎是世袭的，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让该家族在主管项目上拥有充分的“经验”，却也一定会形成很多弊端。
比如某县的财务工作始终是某家族负责，则其县尊不管如何换来换去，都无法深入“改革”当地弊病，而该家族却会形成越来越强大的地方实力，只手遮天、胡作非为。
所以高拱生前就一直有意改变这种情况，只可惜天不假年，他的很多改革还只是开了个头，或者提出了“指导思想”，自己便撒手人寰了。
高务实作为他的衣钵继承者，自然要把很多改革继续推进下去，但与后世搞改革一样，改革总是会由浅水区进入深水区的。
到了深水区就有深水区的讲究，任何实践都是不断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没有任何改革能毕其功于一役，不可能一劳永逸。
当前，大明的实学派改革基本上已经进入攻坚期、深水区，一些问题之所以难推进、难解决，是因为有的属于体制机制遗留的老问题，有的属于前进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有的源自思想观念障碍，有的受到利益格局掣肘。
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只有靠进一步改革的办法来解决。这种时候，最关键的两点在于：一是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二是措施得宜，进退有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