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的生活富裕还是贫穷，纳迪亚和薇拉还是保持了学生时期正常的作息。11点到一点左右睡觉，第二天早上7点准时起床。
搬家到了威尔士以后从第三天开始，她们就要在六点钟被林义龙叫醒，按林义龙的说法，从布莱肯林场到卡迪夫市中心的距离比河岸街公寓到霍尔本远得多，就算开车也要一个小时。
这其实不算什么，北英格兰人住在兰卡斯特郡或者柴郡但去利物浦或者曼彻斯特上班很正常，林义龙见过最夸张的一位哥们住在伯明翰，每天4高速公路的32号到34号出口之间的车辆不是很多，很安全。
虽然给耶昂姐妹买的斯玛特不是那么太合适这段通勤旅程就是了。她们要尽快地在卫星定位的帮助下熟悉驾驶不怎么适合长途上下班的斯玛特和南威尔士的道路网。
安排好耶昂姐妹一天的功课，林义龙接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电话，让他有必要去一趟伦敦。
旅居在阿姆斯特丹的陶维扬作为林义龙售卖松露的伙伴，知道林义龙拿了托斯卡纳夏季集会的松露一等奖，她于是拿这个新闻作为炒手，联系了一大堆远东供货商供林义龙选择。林义龙本来是不想搭理这些试图利用同胞情分降低售价的商务代表的，但看在陶维扬努力的份上还是需要见一见的。
地点仍然是经典的伦敦华埠。
总地来说，林义龙不怎么喜欢这里。莱切斯特广场实在是太靠近市中心而且比较喧闹，但是没办法，华商们非常喜欢把会谈安排在这里，也许对他们而言，只有这里稍微令人熟悉。
餐位上，陶维扬和几个穿着商务休闲装的男男女女聊着天。
在林义龙进场之后的短暂寒暄过后，林义龙入座，坐在陶维扬旁边，观察着在座的商务代表。
林义龙的礼节恰如其分，态度依旧生硬而且傲慢，不会因为是同胞而有所收敛。
这样的表现，源于他在一些不太好的经历。
一些天朝的省代表团前来伦敦参加一个展销会或者什么其他主要商业活动时，往往都会间杂着由驻欧企业、当地大学和使领馆出面举办人才对接会。林义龙那时候正巧为中格拉摩根的做司法援助，也屁颠屁颠地跑去参会。不得不说，国内的企事业单位的职位和任职需求都是很理性的，但给的工资和待遇就不那么理性了。
林义龙那时拿得是初级助理工资，一年能拿到24000英镑。他在人才洽谈会上，接触的某省商务厅提供的所谓“事业编制”的收入待遇不过一个月6000。为了这6000每个月的薪水，受限于要求，他还需要牺牲他在外面律师事务所兼职的其他收入。
要知道在之前的一年回国执业，他的收入也能达到每个月一万五，这也仍然比不上他在中格拉摩根郡做法援的薪水。
林义龙于是和工作人员洽谈，那个工作人员看到林义龙的样子，高傲地留下了这样的一段评论：“岗位工资只有这么多，除非是教授和博导外聘专家，不然拿不到更好的级别。有机会为国效力，应该觉得光荣才是，不要那么重视待遇。”
“可是，如果我记忆没错，你们给同样的但国籍是联合王国公民的律师的咨询费每年就高到25万镑，为什么到我这里连25万镑都给不到？”林义龙对只用同胞手足情分压价的各种潜在雇主有了充分的认识，留下这句话就离开了。
这件事没完，在两个月后，林义龙加入了艾伦-宾汉姆顿，在一次谈判中成了那个省企业的对头，跟那个工作人员又一次见面了。
谈判涉及到的是标准问题，天朝产的某大宗货物在货运期被欧盟重新设置了标准，一欧洲贸易企业企业直接在目的港拒收——然后又从承运人处理货物时以极低的价格把那批货物买下了，而且用原批号办理了入境手续——本来可以妥妥的是欧洲企业的法律责任，却因为国内企业请的法律顾问水平有限，在和林义龙为对手的谈判屡出差错，最终达成的协议让他们输掉了60万英镑的应得赔付款。最后的结果本来可以让林义龙怒打他们的脸，可在谈判过程中，对方企业的负责人几次三番地找林义龙吃工作餐，林义龙拗不过只好前去赴宴，但在赴宴结束时被那个不甘失败的商务厅工作人员拍下了照片企图威胁林义龙。好在林义龙接受之前是获得了戴维斯先生的首肯，要不然就彻底失信，被律师公会调查丢掉律师执照，达成的协议也会因此被推翻。
从那以后，林义龙对刀刀见红的商业有所感悟，对一直对商务宴请甚至是所有宴请，尤其是同胞的商务宴请保持非常高的警惕。
搬家到了威尔士以后从第三天开始，她们就要在六点钟被林义龙叫醒，按林义龙的说法，从布莱肯林场到卡迪夫市中心的距离比河岸街公寓到霍尔本远得多，就算开车也要一个小时。
这其实不算什么，北英格兰人住在兰卡斯特郡或者柴郡但去利物浦或者曼彻斯特上班很正常，林义龙见过最夸张的一位哥们住在伯明翰，每天4高速公路的32号到34号出口之间的车辆不是很多，很安全。
虽然给耶昂姐妹买的斯玛特不是那么太合适这段通勤旅程就是了。她们要尽快地在卫星定位的帮助下熟悉驾驶不怎么适合长途上下班的斯玛特和南威尔士的道路网。
安排好耶昂姐妹一天的功课，林义龙接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电话，让他有必要去一趟伦敦。
旅居在阿姆斯特丹的陶维扬作为林义龙售卖松露的伙伴，知道林义龙拿了托斯卡纳夏季集会的松露一等奖，她于是拿这个新闻作为炒手，联系了一大堆远东供货商供林义龙选择。林义龙本来是不想搭理这些试图利用同胞情分降低售价的商务代表的，但看在陶维扬努力的份上还是需要见一见的。
地点仍然是经典的伦敦华埠。
总地来说，林义龙不怎么喜欢这里。莱切斯特广场实在是太靠近市中心而且比较喧闹，但是没办法，华商们非常喜欢把会谈安排在这里，也许对他们而言，只有这里稍微令人熟悉。
餐位上，陶维扬和几个穿着商务休闲装的男男女女聊着天。
在林义龙进场之后的短暂寒暄过后，林义龙入座，坐在陶维扬旁边，观察着在座的商务代表。
林义龙的礼节恰如其分，态度依旧生硬而且傲慢，不会因为是同胞而有所收敛。
这样的表现，源于他在一些不太好的经历。
一些天朝的省代表团前来伦敦参加一个展销会或者什么其他主要商业活动时，往往都会间杂着由驻欧企业、当地大学和使领馆出面举办人才对接会。林义龙那时候正巧为中格拉摩根的做司法援助，也屁颠屁颠地跑去参会。不得不说，国内的企事业单位的职位和任职需求都是很理性的，但给的工资和待遇就不那么理性了。
林义龙那时拿得是初级助理工资，一年能拿到24000英镑。他在人才洽谈会上，接触的某省商务厅提供的所谓“事业编制”的收入待遇不过一个月6000。为了这6000每个月的薪水，受限于要求，他还需要牺牲他在外面律师事务所兼职的其他收入。
要知道在之前的一年回国执业，他的收入也能达到每个月一万五，这也仍然比不上他在中格拉摩根郡做法援的薪水。
林义龙于是和工作人员洽谈，那个工作人员看到林义龙的样子，高傲地留下了这样的一段评论：“岗位工资只有这么多，除非是教授和博导外聘专家，不然拿不到更好的级别。有机会为国效力，应该觉得光荣才是，不要那么重视待遇。”
“可是，如果我记忆没错，你们给同样的但国籍是联合王国公民的律师的咨询费每年就高到25万镑，为什么到我这里连25万镑都给不到？”林义龙对只用同胞手足情分压价的各种潜在雇主有了充分的认识，留下这句话就离开了。
这件事没完，在两个月后，林义龙加入了艾伦-宾汉姆顿，在一次谈判中成了那个省企业的对头，跟那个工作人员又一次见面了。
谈判涉及到的是标准问题，天朝产的某大宗货物在货运期被欧盟重新设置了标准，一欧洲贸易企业企业直接在目的港拒收——然后又从承运人处理货物时以极低的价格把那批货物买下了，而且用原批号办理了入境手续——本来可以妥妥的是欧洲企业的法律责任，却因为国内企业请的法律顾问水平有限，在和林义龙为对手的谈判屡出差错，最终达成的协议让他们输掉了60万英镑的应得赔付款。最后的结果本来可以让林义龙怒打他们的脸，可在谈判过程中，对方企业的负责人几次三番地找林义龙吃工作餐，林义龙拗不过只好前去赴宴，但在赴宴结束时被那个不甘失败的商务厅工作人员拍下了照片企图威胁林义龙。好在林义龙接受之前是获得了戴维斯先生的首肯，要不然就彻底失信，被律师公会调查丢掉律师执照，达成的协议也会因此被推翻。
从那以后，林义龙对刀刀见红的商业有所感悟，对一直对商务宴请甚至是所有宴请，尤其是同胞的商务宴请保持非常高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