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碰撞(1/2)
在联营体的工地管理部办公室里，安东尼先生也陷入困惑的境地。他正和副经理商量应对联营体用工出现的一些问题。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有两个，一是B局提供的合格员工数量不够，二是施工队伍不稳定。
联营体管理机构分四个层级，最下面的层级是工地管理部，负责组织和管理合同的实施。工地管理机构实行的是工地经理全权负责的直线制管理模式，工地经理安东尼先生就是联营体驻工地的最高当权者。
安东尼在联营体的用工方面，采取的是大量招募又大量淘汰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筛选出合格的员工。祝淡泊对外商的这种做法很不理解，也很反感：“你们这是搞啥名堂？”
安东尼对祝淡泊说：“祝先生，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在南美的国家搞工程，也是这种方法，在那里的淘汰率是90%，10个人中才选出一个合格的员工。这是我们在全世界搞工程中，获得的成功经验。”
祝淡泊很反感地说：“安东尼先生，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工人是世界最优秀的！你怎么能把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东西搬到我们这里来呢？你不会成功的！”
祝淡泊说得一点没错，B局的工人觉得他们是国家的主人翁，外商要是想解雇他们，他们会大声抗议：“这是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有时还会上升到爱国主义的高度，认为这是“外国人欺负中国人。”
国企那种“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保护下的员工，没有竞争意识，效率低下等毛病，也被带到联营体。让中国工人想不到的是，在长期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用工制度，在联营体则行不通了，外商也不吃这一套，在外商看来，只要是不合格的员工，就必须解雇，这是很平常的事。
在一次工作协调中，面对祝淡泊的质疑，安东尼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祝先生，解雇不合格的员工，我们在全球都是这样做的，这就是国际惯例。用你们中国话说，就是天经地义的。”
祝淡泊气得翻白眼，心头说，你个洋鬼子居然还用中国话来教训我！他虽然能言善道，这时却说不出啥。因为合同规定，中方要接受外方的管理方法。
让安东尼困惑的正是这一点，中方的工人并不害怕被解雇，有的甚至想些办法来被“解雇”。他很不解：“祝先生，为什么会这样？工资是工作了才有的。你们中国很奇怪，只要人在这个岗位，出不出力都有工资。对你们来说，工资不是劳动的报酬，而是一种身份的证明。”
祝淡泊没有理睬他，懒得给他说，国内的制度是几十年来固化的，国人有时尚且闹不明白，一个洋鬼子，一时半刻哪能给他扯清楚。只是淡淡地说：“国情不一样嘛！”
这些，安东尼先生当然不理解，搞不明白是咋个一回事。但B局的王开山局长却晓得症结在哪里。
王开山的办公室也是那种推窗就能看到大山的房间，今天他一推窗时，看到的不是大山，而是董建设。董建设正奔他办公室而来，他心头明白，董建设肯定是有事找他。董建设确实是来找这位老同学的，他们是大学同学，毕业后到工程局，从技术员、开挖队长、一路到工程局长的位子上，经历差不多。两个人性格用一个字形容，王开山是“刚”，董建设是“柔”，后来角色略有不同，董建设先到部机关呆了一阵，现在又是业主单位的老总，而王开山仍是工程局的老总，所以，王开山打招呼时爱半开玩笑地称董建设为：老板。说自己是为老板打工的。
当董建设跨进王开山办公室，王开山立刻站起身，亮开嗓门：“啥子风又把老板吹来了？我晓得你老兄是无事不到我这打工崽的地方来的。”
董建设晓得老同学脾气，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希望他保障联营体的劳务用工。
王开山把手一挥，请董建设坐下，自己也靠在沙发上，大嗓门又响起：“老兄啊，这事不好办啊！要像安东尼先生那样用工、选人，必须得有开放的劳务市场才行啊！你老兄也当过工程局长，不要说外部没有开放的劳务市场。就是我们内部各分局、各处、各部门间，人员都不能自由流动。给你说个实话，工程局要从下属单位抽调人员到联营体去，需要做好多协调工作，有时还得我这个局长出面才行。你说恼火不恼火？很难满足联营体的用工需要啊！”
董建设在工程局待过多年，但那时不存在这种市场经济的挑战，真没想到对方这样恼火，就说：“既然抽人如此困难，那你们去了的人就得好好干嘛！咋个都不安心嘛。”
王开山一脸苦涩：“董总，人心不稳，我也没办法啊！你看国家有规定，在中外合资企业工作的人员，工资可以高于当地同类人员的1.5倍，我们派到联营体的人员，就是按这种规定确定的。跟到了联营体干啥子，干得咋样没关系，这种工资制度咋个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董建设说：“王局长，我们刚开过会，老祝应该跟你说了吧？你们那个用工制度、分配制度都应该改改，像到联营体员工的工资，就应该跟所从事的工作挂钩嘛。”
王开山哼了一声：“哼，老董，你在企业这样多年，还不晓得这些事都不是企业能做主的？国家不发话，哪个敢乱动工资这些事，那不是捅漏子吗？再说，劳务价格定得这样低，根本就没有回旋的余地，咋个改？给你说实话，我这是在做赔本买卖。给联营体提供熟练员工，影响我们其他项目不说，我还得给他们提供各种社会服务。老同学，你老兄说我亏不亏？”
联营体管理机构分四个层级，最下面的层级是工地管理部，负责组织和管理合同的实施。工地管理机构实行的是工地经理全权负责的直线制管理模式，工地经理安东尼先生就是联营体驻工地的最高当权者。
安东尼在联营体的用工方面，采取的是大量招募又大量淘汰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筛选出合格的员工。祝淡泊对外商的这种做法很不理解，也很反感：“你们这是搞啥名堂？”
安东尼对祝淡泊说：“祝先生，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在南美的国家搞工程，也是这种方法，在那里的淘汰率是90%，10个人中才选出一个合格的员工。这是我们在全世界搞工程中，获得的成功经验。”
祝淡泊很反感地说：“安东尼先生，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工人是世界最优秀的！你怎么能把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东西搬到我们这里来呢？你不会成功的！”
祝淡泊说得一点没错，B局的工人觉得他们是国家的主人翁，外商要是想解雇他们，他们会大声抗议：“这是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有时还会上升到爱国主义的高度，认为这是“外国人欺负中国人。”
国企那种“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保护下的员工，没有竞争意识，效率低下等毛病，也被带到联营体。让中国工人想不到的是，在长期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用工制度，在联营体则行不通了，外商也不吃这一套，在外商看来，只要是不合格的员工，就必须解雇，这是很平常的事。
在一次工作协调中，面对祝淡泊的质疑，安东尼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祝先生，解雇不合格的员工，我们在全球都是这样做的，这就是国际惯例。用你们中国话说，就是天经地义的。”
祝淡泊气得翻白眼，心头说，你个洋鬼子居然还用中国话来教训我！他虽然能言善道，这时却说不出啥。因为合同规定，中方要接受外方的管理方法。
让安东尼困惑的正是这一点，中方的工人并不害怕被解雇，有的甚至想些办法来被“解雇”。他很不解：“祝先生，为什么会这样？工资是工作了才有的。你们中国很奇怪，只要人在这个岗位，出不出力都有工资。对你们来说，工资不是劳动的报酬，而是一种身份的证明。”
祝淡泊没有理睬他，懒得给他说，国内的制度是几十年来固化的，国人有时尚且闹不明白，一个洋鬼子，一时半刻哪能给他扯清楚。只是淡淡地说：“国情不一样嘛！”
这些，安东尼先生当然不理解，搞不明白是咋个一回事。但B局的王开山局长却晓得症结在哪里。
王开山的办公室也是那种推窗就能看到大山的房间，今天他一推窗时，看到的不是大山，而是董建设。董建设正奔他办公室而来，他心头明白，董建设肯定是有事找他。董建设确实是来找这位老同学的，他们是大学同学，毕业后到工程局，从技术员、开挖队长、一路到工程局长的位子上，经历差不多。两个人性格用一个字形容，王开山是“刚”，董建设是“柔”，后来角色略有不同，董建设先到部机关呆了一阵，现在又是业主单位的老总，而王开山仍是工程局的老总，所以，王开山打招呼时爱半开玩笑地称董建设为：老板。说自己是为老板打工的。
当董建设跨进王开山办公室，王开山立刻站起身，亮开嗓门：“啥子风又把老板吹来了？我晓得你老兄是无事不到我这打工崽的地方来的。”
董建设晓得老同学脾气，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希望他保障联营体的劳务用工。
王开山把手一挥，请董建设坐下，自己也靠在沙发上，大嗓门又响起：“老兄啊，这事不好办啊！要像安东尼先生那样用工、选人，必须得有开放的劳务市场才行啊！你老兄也当过工程局长，不要说外部没有开放的劳务市场。就是我们内部各分局、各处、各部门间，人员都不能自由流动。给你说个实话，工程局要从下属单位抽调人员到联营体去，需要做好多协调工作，有时还得我这个局长出面才行。你说恼火不恼火？很难满足联营体的用工需要啊！”
董建设在工程局待过多年，但那时不存在这种市场经济的挑战，真没想到对方这样恼火，就说：“既然抽人如此困难，那你们去了的人就得好好干嘛！咋个都不安心嘛。”
王开山一脸苦涩：“董总，人心不稳，我也没办法啊！你看国家有规定，在中外合资企业工作的人员，工资可以高于当地同类人员的1.5倍，我们派到联营体的人员，就是按这种规定确定的。跟到了联营体干啥子，干得咋样没关系，这种工资制度咋个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董建设说：“王局长，我们刚开过会，老祝应该跟你说了吧？你们那个用工制度、分配制度都应该改改，像到联营体员工的工资，就应该跟所从事的工作挂钩嘛。”
王开山哼了一声：“哼，老董，你在企业这样多年，还不晓得这些事都不是企业能做主的？国家不发话，哪个敢乱动工资这些事，那不是捅漏子吗？再说，劳务价格定得这样低，根本就没有回旋的余地，咋个改？给你说实话，我这是在做赔本买卖。给联营体提供熟练员工，影响我们其他项目不说，我还得给他们提供各种社会服务。老同学，你老兄说我亏不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