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森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换了个方式说:“来,我们假设啊,我们要找的这个凶手就是一个高考学子。他平时成绩稳定良好,家里的教育非常严格,父母老师或者身边的其他人给的各种压力特别大。

    前两个月高考了,他由于精神高度紧张或一些其他的原因而没有考好,在成绩出来之后,更是得到了一波又一波的质问,辱骂,责备等等。此时,他的内心是痛苦的。他痛恨自己为什么没有考好,也痛恨这些不留余地责备他的人。日复一日,他的精神会变得越来越紧张脆弱。考试成绩的这个话题,就像吴队长说的那样,变成了一根致命的刺。每次有人提起,就会将他刺的体无完肤。

    刚开始还能耐心的容忍,容忍那些鄙视和闲言碎语,可是后来,他的耐心磨没了,他开始痛恨每一个问他成绩或者说风凉话的人。在案子发生前,他也许又和父母有了一次激烈的争吵。情绪激动的他冲出家门,打了一辆车,漫无目的的想要自己冷静一下。

    或许是他的装束很像个学生,那个出租车司机就这样闲聊到了高考成绩的话题。一个陌生人都如此关注这个问题,令他顿时心生反感。可能那个司机的话有点儿多……本来完全没有问题的闲聊,刺激了这个心理压抑到极点的年轻人。于是,这个案件发生了。”

    当慕森把这个“假设”完整的说完之后,吴队长的表情是很纠结的。他既恨这个孩子为什么心智如此脆弱,不堪一击。又恨那些造成他变成这个样子的人们。如果真的是慕森说的这种情况,那这样的杀人犯诞生了应该归罪于谁呢?怪这个孩子的心里不健康?可他一定不是天生就是这个样子的。怪父母的期望过高?可又有哪位父母不是望子成龙呢?怪老师和教育体系过于严苛或有不健全之处?可是……毕竟正常的孩子多,变成这个样子的孩子少。

    所以,慕森的这个假设,是个可怕又可悲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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