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徐隐介绍，虽然举人进京的话，有不少船愿意载他们，可是广东举人参加会试的人并不多。自广东至京城行程既远，路也不算好走，固然搭船可以免费，可是在京里总要开销。京里物价本来就高，一到大比之年，物价就要翻几个跟头，光是需要消耗的盘缠，就是笔惊人数字。
固然有了功名之后大多不穷，但是这种富贵基本都是不动产，于手头资金上其实也很有限。除了范进这种因缘际会诞生的土豪外，大多数所谓财主，都执于把财产换成土地以求保值，这就导致了他们一旦出门，其实手里也没多少钱的。
再者即使有钱，也不代表走起来就容易。水土不服以及强盗等原因，也许人在中途就没了性命。广东在会试时又被分在南皿，需要和浙江江西等科举强省的学子去竞争进士名额。
考虑到两边的教育水平差距，这种竞争基本没什么胜算，沿途舟车劳顿，到了地方又要受罪，既然已经成了举人老爷，何必还要付这个辛苦。为了个虚无缥缈的机会赌上性命，就更觉得不值。是以广东学子大多有了举人身份之后就去做生意，或是安心在家里当乡贤，很少真会去京里赶考。
“强盗？路上强盗很多么？”
“偌大个天下，哪还能没有些强盗，一干吃不上饭的穷鬼流民铤而走险，劫夺商船不说，连客船有时都不能幸免。还有些船本身就是贼船，路上杀害客商劫夺财物的事也是有的。所以这年头搭船，一定要找知根底的，否则很危险。其实不光是水上，陆上一样萑符遍地，听说有的村子亦农亦匪根本分不清楚……”
徐隐经商的年头多，什么事都经历过，便拣了几件听闻的盗贼故事来说，至于他自己倒是没遇到过什么危险。魏国公总领江宁二十六卫，家丁里不乏百战悍卒，这条商船上的护卫武力极强，内中还有几人是得过江宁名侠凤鸣歧指点的，艺业惊人，且备有强弓硬弩，强盗来肯定讨不得便宜，徐隐真正畏惧的，却是官府于沿途设立的税卡。
“这年头做生意不怕匪，只怕官。那些沿途的钞关税卡，才是我们的大敌。朝廷的钞关倒还好对付，有我家爵主金面，总是要讲个体面关照，不至于太过难为。可是那乡间自己立的税卡，却是雁过拔毛，谁的面子都不给，一回生意做下来，光是税金就不知道要交掉多少，这回有范公子坐镇我们就不怕了。”
范进笑道：“我听人说我朝商税三十税一，并不算重啊。”
徐隐摇头道：“话可不是这么说，这三十税一说法本来就是外行。按船料收税，按货收税，收税方法不一，这里面本就有很大出入。货物不同，税又不同，这又是一条。再说张家不管李家事，一个卡子交了税，到了下个卡子还要交。还有的地方除了正税还要交耗羡、辛苦钱、开闸钱、茶水钱，这又是额外开支。这些都不算，就光说这一个接一个的卡子，即便他是三十税一，不知交了几个三十税一，一趟运河转下来，税金几和货物等值，商人还活不活？”
范进心内已明，过去所谓三十税一说，实际是从没经过商也没经过庶务的人望文生意揣测而来。实际上商人在经商过程中交的税，等同后世的过路费，一段一收，彼此不相干系。
朝廷钞关虽然只有四个，可是乡下自设的钞关多如牛毛，其收入或是地方的额外收成，有的干脆就是乡村或是豪强的收益。敢设钞关的于官府必有极硬的靠山，自己也多半是致仕大僚，商人是招惹不起他们的，只能乖乖交税。
再加上税卡上胥吏的再次盘剥，商人的负担不言自明，最后要么就是把这部分损失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提高售价，要么就干脆不去，导致货物难以流通。
这也是为什么商人商而优则学或是优则仕的重要原因，毕竟比起商贾来，读书人的身份才值钱。一面举人高脚牌在，那些税卡就不敢再来罗唣，光是节省的税费开支就不知多少。
与其说商贾逃避赋税，不如先考虑下赋税的合理性，扪心自问，如果范进是商人，他也会逃避掉这种不合理的盘剥或是就地起价。至于将来……不知道朝廷里那位江陵相公是否有能力和魄力，把这项弊端改正。
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不可能逆转大势，范进也没想过靠自己一个人，就去和整个时代的风气大势斗争。他不是唐吉坷德，不会去当孤独勇敢的战士，最多是在别人出头时自己送个助攻，再就是努力自保而已。
自从两件番物送过之后，两下的交情便算是正式建立起来。随后的几天时间里，靠着广东乡试亚魁身份，船只顺利通过了两道地方衙门设立的税卡以及三道致仕官宦乡绅人家出头设立的民间自营钞关。其中一位户部堂官不但未收税费，还派人送了几道船菜上来，与范进攀交情，举人的作用于此时便充分体现出来。
既有了交情，又有了作用，范进的行情自然高涨，连带范志高、关清两人的饮食，也变的更好。船顺运河一路北上，先取道湖广，直奔长沙。
长沙有湘水之便，是京杭大运河重要节点，亦是湖广丝茶等土货流出的重要节点。虽然大明当下运河不少水段淤塞，可是这一段的航程畅通，往来船只多，地方也富庶。且又有橘子洲、岳麓书院等名胜，既是贸易重镇，也是适合赏玩风景的好地方。
徐隐本来就是要做买卖的，一部分广东购买的南货要出手，同时在这里要补充包括湖广特产回江宁，非停留两三日不可，这种情况下，范进自然也没必要再在船上等。徐隐又对范进道：
固然有了功名之后大多不穷，但是这种富贵基本都是不动产，于手头资金上其实也很有限。除了范进这种因缘际会诞生的土豪外，大多数所谓财主，都执于把财产换成土地以求保值，这就导致了他们一旦出门，其实手里也没多少钱的。
再者即使有钱，也不代表走起来就容易。水土不服以及强盗等原因，也许人在中途就没了性命。广东在会试时又被分在南皿，需要和浙江江西等科举强省的学子去竞争进士名额。
考虑到两边的教育水平差距，这种竞争基本没什么胜算，沿途舟车劳顿，到了地方又要受罪，既然已经成了举人老爷，何必还要付这个辛苦。为了个虚无缥缈的机会赌上性命，就更觉得不值。是以广东学子大多有了举人身份之后就去做生意，或是安心在家里当乡贤，很少真会去京里赶考。
“强盗？路上强盗很多么？”
“偌大个天下，哪还能没有些强盗，一干吃不上饭的穷鬼流民铤而走险，劫夺商船不说，连客船有时都不能幸免。还有些船本身就是贼船，路上杀害客商劫夺财物的事也是有的。所以这年头搭船，一定要找知根底的，否则很危险。其实不光是水上，陆上一样萑符遍地，听说有的村子亦农亦匪根本分不清楚……”
徐隐经商的年头多，什么事都经历过，便拣了几件听闻的盗贼故事来说，至于他自己倒是没遇到过什么危险。魏国公总领江宁二十六卫，家丁里不乏百战悍卒，这条商船上的护卫武力极强，内中还有几人是得过江宁名侠凤鸣歧指点的，艺业惊人，且备有强弓硬弩，强盗来肯定讨不得便宜，徐隐真正畏惧的，却是官府于沿途设立的税卡。
“这年头做生意不怕匪，只怕官。那些沿途的钞关税卡，才是我们的大敌。朝廷的钞关倒还好对付，有我家爵主金面，总是要讲个体面关照，不至于太过难为。可是那乡间自己立的税卡，却是雁过拔毛，谁的面子都不给，一回生意做下来，光是税金就不知道要交掉多少，这回有范公子坐镇我们就不怕了。”
范进笑道：“我听人说我朝商税三十税一，并不算重啊。”
徐隐摇头道：“话可不是这么说，这三十税一说法本来就是外行。按船料收税，按货收税，收税方法不一，这里面本就有很大出入。货物不同，税又不同，这又是一条。再说张家不管李家事，一个卡子交了税，到了下个卡子还要交。还有的地方除了正税还要交耗羡、辛苦钱、开闸钱、茶水钱，这又是额外开支。这些都不算，就光说这一个接一个的卡子，即便他是三十税一，不知交了几个三十税一，一趟运河转下来，税金几和货物等值，商人还活不活？”
范进心内已明，过去所谓三十税一说，实际是从没经过商也没经过庶务的人望文生意揣测而来。实际上商人在经商过程中交的税，等同后世的过路费，一段一收，彼此不相干系。
朝廷钞关虽然只有四个，可是乡下自设的钞关多如牛毛，其收入或是地方的额外收成，有的干脆就是乡村或是豪强的收益。敢设钞关的于官府必有极硬的靠山，自己也多半是致仕大僚，商人是招惹不起他们的，只能乖乖交税。
再加上税卡上胥吏的再次盘剥，商人的负担不言自明，最后要么就是把这部分损失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提高售价，要么就干脆不去，导致货物难以流通。
这也是为什么商人商而优则学或是优则仕的重要原因，毕竟比起商贾来，读书人的身份才值钱。一面举人高脚牌在，那些税卡就不敢再来罗唣，光是节省的税费开支就不知多少。
与其说商贾逃避赋税，不如先考虑下赋税的合理性，扪心自问，如果范进是商人，他也会逃避掉这种不合理的盘剥或是就地起价。至于将来……不知道朝廷里那位江陵相公是否有能力和魄力，把这项弊端改正。
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不可能逆转大势，范进也没想过靠自己一个人，就去和整个时代的风气大势斗争。他不是唐吉坷德，不会去当孤独勇敢的战士，最多是在别人出头时自己送个助攻，再就是努力自保而已。
自从两件番物送过之后，两下的交情便算是正式建立起来。随后的几天时间里，靠着广东乡试亚魁身份，船只顺利通过了两道地方衙门设立的税卡以及三道致仕官宦乡绅人家出头设立的民间自营钞关。其中一位户部堂官不但未收税费，还派人送了几道船菜上来，与范进攀交情，举人的作用于此时便充分体现出来。
既有了交情，又有了作用，范进的行情自然高涨，连带范志高、关清两人的饮食，也变的更好。船顺运河一路北上，先取道湖广，直奔长沙。
长沙有湘水之便，是京杭大运河重要节点，亦是湖广丝茶等土货流出的重要节点。虽然大明当下运河不少水段淤塞，可是这一段的航程畅通，往来船只多，地方也富庶。且又有橘子洲、岳麓书院等名胜，既是贸易重镇，也是适合赏玩风景的好地方。
徐隐本来就是要做买卖的，一部分广东购买的南货要出手，同时在这里要补充包括湖广特产回江宁，非停留两三日不可，这种情况下，范进自然也没必要再在船上等。徐隐又对范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