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嗯,现在要保持一个脑血管的高灌注,代偿还有建立侧枝循环,就好像路上堵车的时候,从小路绕过去,她属于一个分水岭脑梗.......你们看这个层面的梗塞灶,零零散散的,但是基本上都是这枝主干血管狭窄导致的,这真的堵了,到时候整个右侧大脑可都要梗上了,那面积可就不小了......”

    “唉,跟家属谈了吗?这种情况最好让介入科的大夫指导一下,看看能不能放个支架或者球囊给扩一下......”

    提起这个,罗娜皱眉:“第二天就给家属说了,但是家属看老太太状态没那么差,而且因为家庭经济问题......”

    “她儿子一个劲儿说她只是家里有事儿,受刺激了,什么什么的。”

    “还问如果你妈得了这个病,你该怎么治,什么什么的。”

    听了之后,几个人也没什么好说的,孟超凡也叹了口气,没什么办法,医患沟通确实如此,客观事实也是如此,“那就给他谈到位,把该有的风险,事后的预后转归都说清楚,然后签好医疗文书......”

    孟超凡说的轻描淡写,似乎已经见过无数这样的场面了。

    李介宾稍微不太适应,这是独属于医院的困扰,也是人类与疾病的困局。

    人类已经进化了那么多年了,突破了生存的限制,但始终被疾病所困扰。

    疾病在发病之前还能预防,而在发病之后——是治不好的,而当遇到了医疗资源与经济问题,这个话题就更显得沉重许多。

    很多患者受困于高昂的治疗费用,只能选择体面一点,回家保守治疗。

    当然还有更无法接受的,哪怕积极治疗了,掏空了积蓄,欠下了外债,最后人财两空的,也占了大多数。

    或者,即使当时治疗成功了,依旧是个“死缓”。

    医生只能提建议,而做决定还是要家属,因为这个责任最后是需要病人家属去承担的,决定权是在病人家属手里,这曰为“医学人文精神及伦理道德”。

    眼前这个患者就是如此,她现在目前状态还算稳定(这里说的稳定是没有快速进展,目前还是嘴歪眼斜、左上肢无力、计算力下降,但至少腿还能走,大小便还能自理,基本的记忆力、判断力还在),如果这次病情稳定后出院,有可能没事儿,也有可能某天突然爆发,瘫倒在床,后者的概率更大一些,或者说,只是时间长短问题,以后是肯定会的。

    做这个介入,目的是为了降低这种风险,但是要注意!介入手术同样也有风险!很有可能现在她还能走,但是做了之后情况变得更糟糕,人就不能走了!

    在治疗上,西医与中医的思考逻辑是不一样的,无关对错,单纯的不一样而已,在西医的思维中,或者说当下西医的思维中,他们是指南逻辑,也就是,符合适应症,没有禁忌症,那么就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