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介宾的态度是——不可以。

    下利一证,有阳性病理过程中的下利,有阴性病理过程中的下利。

    如果阴性过程的下利,如太阳病脉弱手足寒下利清谷,以及桂枝人参汤证中的下利,当然是不可用大黄的。

    假如是阳性过程中的下利,例如:“自利清水,色纯青,心下必疼,口干舌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这不仅是用大黄,而且有要硝黄枳朴并用而急进的。

    按一个孤立的证,它只是一个证候的特殊病理反映出来的一个片面现象。

    如果孤立地看一个证,是难以认识一个证的病理的,病理包括病因病位病性病势。怎么能根据一个孤立的证来论药呢!

    伤寒六经辨证是从证候辨识,从辨中认识病性病势,据此而立法用药,不是对证下药如对号入座一般。

    理解这个意义,方可与言六经辨证论治。

    老刘大受震撼,他研究伤寒几十载,此时听起来李介宾的话,犹如醍醐灌顶。

    李介宾讲话,三大教授捎带一个准研究生都屏着呼吸烧着CPU细听。

    伤寒杂病论中里热下利而用大黄的案例不只一端。

    大柴胡汤证三条都是少阳气机失调并发热结在里之证,大柴胡汤中大黄在所必用。方中脱漏大黄极有可能是佚文,《金匮》原方所载大黄二两可证明。

    《伤寒论》中大柴胡汤方后的“一方加大黄二两,若不加恐不为大柴胡汤”十七字是后人注语,决非仲景文字。

    《伤寒论》中这类注语不只一条,而语气、文辞很像出于一人之手。

    如小青龙汤方后有:“且荛花不治利,麻黄主喘,今此语反之,疑非仲景意。”

    又半夏散方后有:“半夏有毒,不当散服。”

    又通脉四逆汤方后注:“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

    如此等等皆后世读者注于方后之言语,而且此人是很有见识的,可惜了,无名氏,未在青史留名一笔。

    想到这里,李介宾微微叹气,仿佛与千百年来那些才情之人共鸣。

    大柴胡汤方后之十七字注语,句读与语意连贯完整,与证候的病理相合,与仲景“下之则愈”之辞意相应,与金匮本方相对照,因此而注曰:“一方加大黄二两,若不加恐不为大柴胡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