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马克也对此充满信心,他熟知爱德华多如同熟知自己的肢体,掌控爱德华多又能有多难?

    但这艘船擅自抛了锚,还想自作主张地停靠在港口。

    刚挂上的水手旗即将被扯下,在他凝视窗户的时候,马克模糊地察觉到某些无法避免的命运即将到来,而他只有一个选择,这个想法令他惶恐,巨大的压力下,他滔滔不绝地说着一些关于Facebook新功能的事,比如说——

    “墙”。

    爱德华多让他闭嘴,他照做了,于是他再次转过脸。

    完整无缺的雨珠碎在玻璃窗上。

    第二次关注天气是在诉讼期间,还是一个雨天,诉讼很耗费人的精力。

    和几年前在哈佛出席行政委员会的听证会完全不同,那时马克很肯定委员会一定是高高拿起再轻轻放下,毕竟哈佛乐意看到一个有能力在几个小时内搞垮哈佛校园网的学生,他判断得很准,最后果然只得到了一个不痛不痒的留校察看。

    但诉讼却是另一番体验,每一个当事人都能请得起最好的诉讼律师,这些老家伙把你哺乳时期吃了什么都能挖出来,每一句话都是带有含有暗示的立场诱导,马克的律师给了他一个策略。

    不合作、不回应,尽可能的模棱两可地回答,即使这样,他也被诉讼拖累得疲惫过头。

    诉讼时间实在太长,更何况他当时在同时应付两场诉讼,一场和爱德华多,另一场和温克沃斯兄弟,爱德华多在这两场中的身份不同,一场是原告,一场是证人——他在自己的诉讼倒是从头坐到尾,但作为证人的那场,他隔三岔五地就要出去“透透气。”

    马克不能做出对Facebook不利的事,他不仅是马克扎克伯格,更是Facebook的CEO,在诉讼中,他必须要保持冷静清醒,最重要的,是对一切诱导问题都无动于衷。

    “你是否知道温科沃斯兄弟出生名门?”

    “你是否知道他们的父亲很有钱?”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扎克伯格先生,让我告诉你,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你的互联网生意需要一千美元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寻求我的客户的帮助?”

    “我去找爱德华多要钱投资是因为我想让他成为我的合伙人,他是哈佛投资协会的主席以及我的挚交好友——”

    一张空荡荡的椅子。

    爱德华多本应该坐在上面。

    “扎克伯格先生,你的挚交好友正起诉你问你要六亿美金呢。”那个律师以一种微妙而又嘲弄的语气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