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林轩长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黑人长声应和。
前两句诗出自于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蜀相》，后两句诗则跟“戊戌变法”有直接关系，出自于谭嗣同的《狱中题壁》。
谭嗣同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志士，少时师从欧阳中鹄，后加入维新派。他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写文章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1898年参加领导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年仅三十四岁，与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和康广仁并称为“戊戌六君子”。
康有为曾高度赞扬谭嗣同——“挟高士之才，负万夫之勇，学奥博而文雄奇，思深远而仁质厚，以天下为己任，以救中国为事，气猛志锐。”
在那段黑暗历史中，谭嗣同的出现，如同一颗暴力改良、流血变法的火种，为中国大陆点亮了改朝换代的燎原之火。
“我知道你是谁了？”林轩怆然。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知道自己是谁？”黑人饱含期待地说。
两人四目相对，都从彼此眼中看到了更深的悲凉。
他们都曾经是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人物，命运之锤落下，王臣各自逃命，朝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对于全人类、人类历史来说，他们永远都是微不足道的。褒奖者说他们是改革先驱，国人楷模；贬损者说他们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
那么，作为一个人，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心路历程，全都冷暖自知。
公元1898年6月至9月21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要领导人物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但是，变法革新损害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利益，所以遭到强烈压制。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维新派首脑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而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共六人被杀。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闹剧、惨剧中，光绪帝扮演了一个性格复杂的悲情角色，以至于后人只记住了他的被囚，完全忘却了他在百日维新之前的雄才大略。
林轩清楚地记得戊戌变法之前，光绪帝曾经力主创新，试图用自强、自立、自省的新面貌来替代之前遗老遗少们把持朝政的局面。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三日，康有为被请到总理衙门西花厅问话。随后，他向光绪帝上第六书，提出了下诏定国是的要求，强调中国变法“莫如取鉴日本之维新，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三曰设待诏所”。光绪帝读了这份上书后颇以为然，坚定了变法的决心。二月二十日，康有为第七次向光绪帝上书，要求光绪帝以俄国彼得大帝为榜样，以君权厉行变法。三月二十七日，康有为等人组织了保国会，由御史李盛铎领首。守旧大臣攻击该会“名为保国，势必乱国”，光绪帝则指出“会为保国，岂不甚善”，有力打击了顽固势力的气焰，支持了维新派。
剖析这段历史，如果没有光绪帝的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就算再有经天纬地之才，也不过是书生意气，纸上功夫，无法将维新改革推进半步。也正是看到了光绪帝的支持，谭嗣同才联合了一大批江湖人物，试图以此来武力对抗把持京师军事系统的朝廷大臣。晚清十大高手中的“大刀王五”也正是在此期间横空出世，追随谭嗣同左右，鼎力维护其安危，并在谭嗣同慷慨就义之后，单人独刀手刃仇家，最终成为人人称颂的一代豪侠，与燕子李三、霍元甲、黄飞鸿等天下高手齐名。
在此期间，光绪帝亲自召见康有为，命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百日维新。五月，光绪帝诏立京师大学堂；陆军改练洋操；自下科始，乡、会、岁科各试，改试策论；诏八旗两翼诸营，均以其半改习洋枪。六月，诏改定科举新章。七月，诏裁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光禄、太仆、鸿胪诸寺，归并其事于内阁，礼、兵、刑部兼理之；赏内阁侍读杨锐、中书林旭、刑部主事刘光第、江苏知府谭嗣同并加四品卿衔，参预新政；诏袁世凯来京。维新派于上海创办《时务报》，以汪康年为总理，梁启超为总主笔。
百日维新之中，从北京紫禁城发出的一道接一道的新政诏令，证明了光绪帝革旧图新的决心，使维新派的变法愿望得到部分实现，在文教上打击了旧学，提倡了新学，经济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近代化，政治上给人们某些言论、出版、结社的权利，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进步作用。可惜的是，新政诏令遭到顽固大臣抵制，坚决服从慈禧太后的命令，唯“懿旨”是尊，不把光绪帝放在眼里，甚至明目张胆地阻挠新政，致使这些变法诏书大多成了一纸空文。
刹那之间，林轩仿佛看到了自己黯然离开宫禁、独上中南海瀛台的那一幕。他有八成以上把握认定，自己的前世，与那个试图创新而不得的皇帝有着莫大的联系。
“在这么多轮回转生的例子中，还从未有过自己与皇帝是同一人的个案——”林轩默默思索。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黑人长声应和。
前两句诗出自于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蜀相》，后两句诗则跟“戊戌变法”有直接关系，出自于谭嗣同的《狱中题壁》。
谭嗣同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志士，少时师从欧阳中鹄，后加入维新派。他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写文章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1898年参加领导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年仅三十四岁，与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和康广仁并称为“戊戌六君子”。
康有为曾高度赞扬谭嗣同——“挟高士之才，负万夫之勇，学奥博而文雄奇，思深远而仁质厚，以天下为己任，以救中国为事，气猛志锐。”
在那段黑暗历史中，谭嗣同的出现，如同一颗暴力改良、流血变法的火种，为中国大陆点亮了改朝换代的燎原之火。
“我知道你是谁了？”林轩怆然。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知道自己是谁？”黑人饱含期待地说。
两人四目相对，都从彼此眼中看到了更深的悲凉。
他们都曾经是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人物，命运之锤落下，王臣各自逃命，朝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对于全人类、人类历史来说，他们永远都是微不足道的。褒奖者说他们是改革先驱，国人楷模；贬损者说他们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
那么，作为一个人，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心路历程，全都冷暖自知。
公元1898年6月至9月21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要领导人物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但是，变法革新损害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利益，所以遭到强烈压制。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维新派首脑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而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共六人被杀。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闹剧、惨剧中，光绪帝扮演了一个性格复杂的悲情角色，以至于后人只记住了他的被囚，完全忘却了他在百日维新之前的雄才大略。
林轩清楚地记得戊戌变法之前，光绪帝曾经力主创新，试图用自强、自立、自省的新面貌来替代之前遗老遗少们把持朝政的局面。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三日，康有为被请到总理衙门西花厅问话。随后，他向光绪帝上第六书，提出了下诏定国是的要求，强调中国变法“莫如取鉴日本之维新，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三曰设待诏所”。光绪帝读了这份上书后颇以为然，坚定了变法的决心。二月二十日，康有为第七次向光绪帝上书，要求光绪帝以俄国彼得大帝为榜样，以君权厉行变法。三月二十七日，康有为等人组织了保国会，由御史李盛铎领首。守旧大臣攻击该会“名为保国，势必乱国”，光绪帝则指出“会为保国，岂不甚善”，有力打击了顽固势力的气焰，支持了维新派。
剖析这段历史，如果没有光绪帝的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就算再有经天纬地之才，也不过是书生意气，纸上功夫，无法将维新改革推进半步。也正是看到了光绪帝的支持，谭嗣同才联合了一大批江湖人物，试图以此来武力对抗把持京师军事系统的朝廷大臣。晚清十大高手中的“大刀王五”也正是在此期间横空出世，追随谭嗣同左右，鼎力维护其安危，并在谭嗣同慷慨就义之后，单人独刀手刃仇家，最终成为人人称颂的一代豪侠，与燕子李三、霍元甲、黄飞鸿等天下高手齐名。
在此期间，光绪帝亲自召见康有为，命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百日维新。五月，光绪帝诏立京师大学堂；陆军改练洋操；自下科始，乡、会、岁科各试，改试策论；诏八旗两翼诸营，均以其半改习洋枪。六月，诏改定科举新章。七月，诏裁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光禄、太仆、鸿胪诸寺，归并其事于内阁，礼、兵、刑部兼理之；赏内阁侍读杨锐、中书林旭、刑部主事刘光第、江苏知府谭嗣同并加四品卿衔，参预新政；诏袁世凯来京。维新派于上海创办《时务报》，以汪康年为总理，梁启超为总主笔。
百日维新之中，从北京紫禁城发出的一道接一道的新政诏令，证明了光绪帝革旧图新的决心，使维新派的变法愿望得到部分实现，在文教上打击了旧学，提倡了新学，经济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近代化，政治上给人们某些言论、出版、结社的权利，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进步作用。可惜的是，新政诏令遭到顽固大臣抵制，坚决服从慈禧太后的命令，唯“懿旨”是尊，不把光绪帝放在眼里，甚至明目张胆地阻挠新政，致使这些变法诏书大多成了一纸空文。
刹那之间，林轩仿佛看到了自己黯然离开宫禁、独上中南海瀛台的那一幕。他有八成以上把握认定，自己的前世，与那个试图创新而不得的皇帝有着莫大的联系。
“在这么多轮回转生的例子中，还从未有过自己与皇帝是同一人的个案——”林轩默默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