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咱们这种在深圳的小企业,就必须要抱团生存,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生意做大做强。”段云这个时候跟着附和道。

    “咱们哥几个抱团没问题,但不要把问题想简单了,在深圳站住脚或许没问题,但是想发展起来实在太难了。”此时坐在段云对面的一个身着西装,戴着金丝眼镜得30多岁的男子有些不屑的说道。

    “那周经理你有什么高见?”段云通过之前的介绍,已经得知这个30多岁戴着金边眼镜的男子名叫周江龙,是鸿飞电子厂的总经理,主要生产半导体二极管三极管的,手下也有着100多号的员工。

    “你们知道像深圳咱们这样的私营小厂有多少吗?我到工商局打听过,从事电子产品类生产的自营企业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已经达到了300多家,绝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就算咱们几个联合起来穿一条裤子,说白了根本没多大用处,人家那些电子大厂根本不带正眼瞧你的。”周江龙不屑的哼了一声。

    “周经理,你也不能这么说,没错,咱们深圳这边的电子厂是越来越多了,正所谓僧多粥少,大家的日子确实难过,但是如果咱们几个能互相帮助的话,或许能改变一些局面……”肖强说道。

    “我这人说话比较直啊,我也不怕得罪人,在座的几位咱们都是哥们儿,我这么说也是为了大家好。”周江龙用手轻轻扶了一下眼镜,接着说道:“咱们哥几个关系好归关系好,但抱团这种事情不太靠谱,你说咱们抱团是为了什么?是想集体抬价还是分享技术和销售渠道?如果想是集体抬价的话,你是生产变压器的,我是生产二级管,他是加工电路板,咱们三家能够集体抬价有用吗?同样加工一个原件,你出两块钱,别人1块9就把生意抢走了,而且这还算好的,碰上有些人1块7,1块5甚至一块钱就愿意干,你觉得赚的少了你不愿意干,有的是人想干!你说你该怎么办?你能有什么办法?”

    说到这里的时候,周江龙显然带着几分情绪。

    其实不光是周江龙,在场的其他人的企业也面临着这种恶性竞争的状态,为了抢夺订单,同行之间恶意压价,利润一次次被摊薄,而一些新来的企业为了能迅速在深圳站稳脚跟,讨好那些电子大厂,甚至不惜亏本接订单,导致目前深圳电子业底层处境非常艰难。

    “确实如此……”一旁的钱忠强闻言轻轻的点了点头,其他人的脸上也带了几分严峻之色。

    “……至于说是交流技术经验,分享销售渠道,这更是扯淡,就咱们这种私营小厂,在深圳的地方说白了其实和要饭的没什么区别,人家私营企业和国营大厂,要资金有资金,要技术有技术,设备还都是进口的,咱们拿什么和人家比?另外销售渠道这件事情,那些合资企业主打对外出口创汇,国内的销售渠道又是那些大型国企的自留地,人家是有专门渠道的,咱们有什么?除了在深圳这边给大厂做代工,就算有能力生产自己的产品你也卖不出去,有哪家商场会买咱们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小厂的产品?除非摆地摊!”周江龙说到这里的时候,语气更是带着几分忿。

    深圳一直以来都号称改革开放窗口,创业者的天堂,但实际上并没有说的这么美好。

    所谓创业者的天堂并非指的他们这些做实体产业的私营小厂,而是指的那些有的各种门路和灰色渠道的“倒爷”,深圳当前最赚钱的就是这些倒爷,至于像肖强,周江龙这样的私营企业在赚钱方面,连人家的脚脖子都够不着。

    所谓的倒爷就是内地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尤其是在价格双轨制时代,一些人利用计划内商品和计划外商品的价格差别,在市场上倒买倒卖有关商品进行牟利,被人们戏称为“倒爷”。

    80年代曾经流行这样一句话:“10亿人民9亿倒还有1亿在寻找”,由此可见,倒爷在那个年代是何等的热门。

    而在深圳特区成立之初,就有很多人开着贸易公司的名义,从事着各种倒爷的生意,包括和段云合作的王石,其实就是其中一个比较大的倒爷,而比他更赚钱的倒爷也是大有人在。

    但是在实体企业这里边,私营小企业也从来不是政府重点扶持的对象,或者说政府最初的时候对这些私营企业并不重视。

    一般来说,来深圳建厂的外资或者合资企业产品必须对外销售,直到8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才允许他们一部分产品进行内销。

    而那些部署省属的国有大型企业,才一直是深圳市政府重点扶持的企业,早期的深圳也给这些企业非常大的扶持,无论是政策还是税收方面,都远比在内地宽松很多。

    另外在80年代梁湘市长主政阶段,深圳便与中国科学院合办了国内最早的科技工业园,试图把国家的科技成果以及技术先进的国有企业引进深圳,由此可见,大型国企一直是深圳市政府高新技术产业最优先发展的群体。

    只不过深圳市政府的这个政策实践证明并不成功,国有企业的体制问题束缚了企业的创新动力和精神,而且是由于国内很多学者提出的所谓“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思维方式,也导致了深圳市政府这个政策的最终破产。